2012年6月30日 星期六

香港牌坊十五年——一種強盜的兩種生活

香港牌坊十五年——一種強盜的兩種生活

「沒有大多數人的貧窮,哪有少數人的享樂?」這是經濟學家厲以寧的名言,他為「殺人放火、逆取順守,男盜女娼、發財立品」的香港精神作出了創造性的演繹。

賴昌星逃亡加拿大,是利用香港作為中轉站。賴昌星最想被遣返的地方,也是香港。

香港是大陸的貪官污吏們和強盜們都很嚮往的天堂。

大陸是大多數貧窮的中國人受苦受難的地方,香港是佔中國人中的少數的強盜們享樂生活的地方。

古人說,既要做婊子,也要立牌坊。

香港是強盜們既能做婊子又能立牌坊的地方,大陸的婊子如果在大陸立不了牌坊,來到香港往往就都能立牌坊。

香港回歸的十五年,是立貞節牌坊的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中華民族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由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日漸變為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中國的山河大地都被污染了,中國人的良知都被荼毒了,中國人的國有資產都被搶劫了,中國的內債外債都堆積上天了,中國強盜的猖狂已經史無前例了……

而這一切,都是源自香港、源自香港精神——「殺人放火、逆取順守,男盜女娼、發財立品」。

這是一個人類沒有人類品格的時代。強盜的秩序、豬狗不如的品格,與之相容的是流行文化的惡俗的泛濫。為甚麼「三俗」在大陸泛濫成災?因這「三俗」文化是可以由品格豬狗不如的人所創造、由品格豬狗不如的人所傳播、由品格豬狗不如的人所消費的。

在這個由香港精神所開創的時代,強盜的秩序、婊子的牌坊、三俗的娛樂、豬狗不如的品格,成就了一個邪惡腐敗的盛世。

【附錄】:中國的买办化殖民化的实现机制和汉奸窃国犯罪机制 [摘錄]

一.建国以后的两个阶段

  六十年来,中共政权的做法天差地别,应该将不同做法划分成不同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民族解放,无数中华英杰抛生忘死、浴血奋战,才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位列世界五强。三十年间,中国已经有了以下四项成就,但这些成就却都为美欧西方国家所忌恨:

  1.财产基本上收归国有;
  2.内无内债,外无外债;
  3.主权独立,政治自主;
  4.军事独立,力抗美苏!

   【第二阶段】:

  西方势力教唆贪官污吏与香港汉奸匪帮勾结,使他们从此有了叛国卖国窃国的跳板!西方势力鼓励贪官污吏逐步放弃政治、经济主权,还积极鼓励军队产业化、教育商业化、金融泡沫化……,这样,西方和平演变势力就有了永久奴役中华民族的完整的政经等各级机制!再进一步鼓励与香港汉奸匪帮勾结、推广“黄赌毒黑贪”,“颜色革命”与“黄赌毒黑贪”两恶相济,中华民族血性消磨,永受宰割!
  
二.香港汉奸匪帮勾结在贪官污吏叛国卖国窃国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后三十年,贪官污吏与香港汉奸匪帮勾结, 在神州大地推行“黄赌毒黑贪”,将中国退回到“前鸦片战争”时代,这山大海量的罪责凶焰,千古无可比拟于万一。西方和平演变势力可以“适量”限制“黄赌毒黑贪”在香港的一些活动以掩人耳目,但是却绝对不会容许中华民族强大。

三.贪官污吏与香港汉奸匪帮勾结下的叛国卖国窃国犯罪过程是怎样的?

四.贪官污吏们叛国卖国窃国的最主要犯罪机制是什么?

香港使贪官污吏有了可乘之机,使人民面对受西方和平演变势力及其走狗们侵凌劫掠的威胁。他们视人民为牲口!贪官污吏们叛国卖国窃国的最主要犯罪机制就是出卖奴役这些“牲口”。试问一声,现在全世界哪一个角落没有身为炎黄子孙的中国妓女在卖淫?没有香港匪帮的推波助澜,没有西方势力劫掠中华、猎杀中华、肢解中华、噬吞中华的野心及其纵横捭合的运筹谋划,中国人社会的黄赌毒黑贪横行、道德沦亡焉克至此?“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贪官污吏们与香港汉奸匪帮勾结,引进“黄赌毒黑贪”,千年文明古国,群魔乱舞,从此沦为禽兽乐园。豺狼、 虎豹、鹰犬,随心所欲地日夜掠劫、奴役、猎杀!亿兆苍生遂煎熬倒悬于无垠酷毒,其摧残荼毒之全面、彻底,虽历代异族侵凌蹂躏亦难望其项背!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必欲中华民族衰败沉沦、万劫不复!贪官污吏、千古汉奸匪孽,为了将香港打造成为所有汉奸匪孽叛国卖国窃国的犯罪基地,费尽了心机。
  
五.作为贪官污吏、汉奸匪孽的叛国卖国窃国根据地的香港,是如何发挥反华亡华灭华的功能呢?


首先,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幌子下,大陆那些贪官污吏可以利用香港做跳板,将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在香港、澳门洗黑钱,甚至将黑钱转移到西方国家。赖 昌星就是通过香港逃到加拿大的,并且一直要求加拿大政府将他遣送到香港。举世皆知,香港长期是大陆贪官污吏大规模洗黑钱的乐园!
其次,在“一 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幌子下,既方便西方的情报部门利用香港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也方便西方的间谍利用香港作为渗透大陆、在大陆发展组织的基地。同时,更 加方便大陆的干部叛逃外国!前香港新华社社长XXX,及前副社长XX全家,都是通过香港叛逃到美国的!香港现在举世皆知是国际的情报中心、间谍中心和中共 贪官污吏的洗黑中心、叛逃中心!

  
有了贪官污吏当美国走狗,又有港澳汉奸匪帮的支持,从此视中国人民可以任意蹂躏!他们想清除中国真正的民族精英、他们想根除中国人国民性中原有的一切善良禀赋、他们想卖断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赖以生存的一切物质根基、他们想复辟“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他们利用香港,作为他们家族及所有汉奸匪孽们叛国卖国窃国的犯罪基地及洗钱、叛逃的跳板!

2012年6月25日 星期一

切割香港的失敗——大陸股市多年受壓與殖民地經濟


切割香港的失敗——大陸股市多年受壓與殖民地經濟


多年前,大陸股市曾經衝上幾千點,後來因為害怕連累香港而被強壓下來,跌了幾千點。

改革三十年來,大陸一直是香港的殖民地。

大陸的經濟無法與香港切割,就只能是永遠的「買辦經濟」。

在「買辦經濟」主宰一切的形勢下,大陸的社會問題只能越來越多,而且往往最後陷入難以挽救的危機。

當年大陸的股市興旺,本來是使大陸的經濟與香港進行切割的良機。但可惜卻被人為地破壞了。

大陸能不能切割香港,是大陸能不能進一步跨進富強發達的關鍵。

如何才算成功地切割香港?很簡單,如果香港的經濟崩潰了,大陸卻可以不受影響,這就是切割成功了。

但後來,大陸股市不但被人為地強壓了幾千點,還跑出一個「香港資產階級培養的經濟學家」郎咸平,到大陸指點江山,而其議論的關鍵在於將中國的經濟視同房地產經濟。


2012年6月22日 星期五

為甚麼我端午節不悼屈原?——談談假良知與分贜秩序



為甚麼我端午節不悼屈原?——談談假良知與分贜秩序




屈原真的沒有甚麼可悼。在這個「殺人放火、逆取順守,男盜女娼、發財立品」的世界,你悼屈原來幹甚麼?




更何況,今人只將「民主」視為「普世價值」,也就是說,在「選票民主」實施以前,一切東西都並不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




正如我在香港人的「良知」、「行善」與「公義」——賊與賊的契約一文中曾經說過,香港人的「良知」是假良知。從香港的經驗可知,一個社會可以沒有良知,但不可沒有「假良知」。為甚麼?因為「假良知」是維護一個社會的分贜秩序的必要程序。




屈原就是因為不明白這個道理,要講真良知,所以也只有自取滅亡而已。




我在從香港人的假良知看真正的良知是甚麼?一文中說過,真良知是「赤子之心」和「體育精神」。一個社會的公權力必須在這個基礎上去創建善性的社會。




不是要講「普世價值」嗎?良知是不是「普世價值」?我以「赤子之心」與「體育精神」來詮釋良知,我認為我講的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




捨此以外,西化派以選票民主來講「普世價值」,假毛左以教條主義來講「普世價值」,真正的目的都在於迴避真良知、否定真良知。為何他們要迴避真良知、否定真良知?正如我在前文所言:「一個社會可以沒有良知,但不可沒有『假良知』。為甚麼?因為『假良知』是維護一個社會的分贜秩序的必要程序。」他們宣揚假良知的目的就在於維護分贜秩序,說白了:偽善就是為了分贜!怪不得孟子說:「鄉願,德之賊也!」




他們是真心信奉他們的「普世價值」的,因為他們正在身體力行的,就是用偽善來分贜、用假良知來維護分贜秩序的原則。而「逆取順守、發財立品」就正是他們的迴避良知、否定良知的哲學。


他們唯一解釋不了的就是品格問題。我罵人家「豬狗不如」,從來就都是指涉其品格。品格問題,就是他們的最大痛處,也是他們的最大逆鱗!




一個號稱「法治社會」、「東方之珠」的香港,竟然就有那麼多品格連豬狗也不如各個階級的敗類。這些都是我親自目睹的。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由衷地感嘆馬克思的偉大,馬克思的「階級理論」的最精彩之處,正是關於「流氓無產階級」的論述。




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原理,就是「流氓無產階級原理」。









2012年6月17日 星期日

從香港人的假良知看真正的良知是甚麼?


從香港人的假良知看真正的良知是甚麼?

在《 香港人的「良知」、「行善」與「公義」——賊與賊的契约 一文中我說過香港人的所謂「良知」只是被歪曲的、變了形的假良知而已。對於這種被視為「香港精神」的影響深廣無遠不屆而又徹底埋沒了人類良知的哲學如果視而不見,此後,再去奢談甚麼良知的,其實往往都是偽善的騙子而已。

大陸民眾的道德探底是在「萬民學香港」伊始就已經探底。萬民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經向「逆取順守、發財立品」的香港精神下跪。自從有了「殺人放火、逆取順守,男盜女娼、發財立品」的香港精神,自從有了「萬民學香港」的運動,就已經決心徹底地出賣自己的良知。

世界上沒有比「殺人放火、逆取順守,男盜女娼、發財立品」更加卑鄙邪惡的哲學了。與這樣的哲學比起來,世界上的一切罪行都算不得甚麼。因為這種「哲學」是以徹底否定、徹底摧毀人類的良知與善性為目標。

一般人都以為「萬民學香港」是香港人與大陸人的事,都以為「殺人放火、逆取順守,男盜女娼、發財立品」的香港精神只能荼毒中國人。殊不知世界已經一體化,香港精神的荼毒早已經遍及全世界。而這也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都百病叢生、教育敗壞的底因。建立在「殺人放火、逆取順守,男盜女娼、發財立品」的香港精神之上的「萬民學香港」運動,其邪惡卑劣的本質,足堪在世界歷史上永垂不朽。

香港人的假良知,只能培育出奴性與獸性雜交的怪物。那麼真正的良知是甚麼?早在三十年前,我就總結出兩條:一是赤子之心,一是體育精神。赤子之心就是批判香港人的被歪曲的、變了形的假良知,體育精神就是批判香港人矢志巧取豪奪的卑鄙邪惡。對於香港人「逆取順守、發財立品」的禽獸哲學以徹底殱滅人類的善性本質的。終極目標,我提出了建立善性社會的構想。

三十年過去了,我的「赤子之心、體育精神」的想法錯了嗎?我的建立善性社會的想法錯了嗎?

2012年6月14日 星期四

香港人的「良知」、「行善」與「公義」——賊與賊的契约



香港人的「良知」、「行善」與「公義」——賊與賊的契约




既然香港人講「殺人放火、逆取順守,男盜女娼、發財立品」,那麼,香港人講「良知」、「行善」與「公義」又是怎麼一回事?


香港人的「良知」實是「選擇性良知」。那麼,他們的選擇原則是甚麼呢?




第一是「自己友原則」,這與「自己友經濟」的殖民資本主義原則如出一轍,只為自己的親朋戚友爭好處,這與真正的社會公義是南轅北轍。經濟學家認為,世界上沒有甚麼是不能以經濟學原則進行衡量的,良知原則當然也是如此。




第二是「扒手原則」,也即「取易不取難」。講「良知」要選擇那些容易沽名釣譽,沒有太大的風險的,機會成本少而利潤大。




第三是「投靠權勢原則」,資本主義社會往往會有對立勢力的存在,講「良知」往往是一種勢力打擊另一種勢力的手段。香港人講良知,是投靠其中某一種勢力的手段,所以,講「良知」必須與某一種權勢保持絕對一致。




第四是「衣食父母原則」,香港人最講實際,他們以「講良知」來投靠權勢,當然必須能得到好處,這個權勢必須能夠為他們提供資助,能夠成為他們的衣食父母,否則,他們就會轉投另一權勢。


第五是「取而代之原則」,香港人以「講良知」反對某一方,往往並非反對某一方的「不講良知」的具體行為(儘管表面上是),他們只是反對某一方表現出來的「不講良知」的權勢,他們認為自己更有資格取而代之。他們反對某一方「不講良知」,是認為自己更有資格「不講良知」。




香港人的「良知」「行善」與「公義」,和真正的良知、行善與公義是兩回事。他們不需要真正的良知、行善與公義,他們講良知、行善與公義,是「殺人放火、逆取順守,男盜女娼、發財立品」的自然結果,並且實際上也是要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自我認同。所以,香港人的「良知」、「行善」與「公義」,實際上就是賊與賊的契约。



三種最古老的職業與香港精神



三種最古老的職業與香港精神


甚麼是三種最古老的職業?強盜、娼妓與騙子,是最古老的職業,永遠也不會消失!


甚麼是香港精神?


文雅地說,就是「巧取豪獨」、「拜金主義」;認真地說,就是「逆取順守」、「發財立品」。坦白地說,就是「殺人放火,逆取順守」;「男盜女娼,發財立品」。


「逆取順守」、「發財立品」的深層意義,是一種信仰,也就是說,香港人深信「惡有善報」,他們行善做好事當好人,是「殺人放火」、「男盜女娼」的自然結果。他們最引以為榮者,乃自信是在「殺人放火」、「男盜女娼」的競賽運動的優勝者。正因為如此,他們才站出來行善做好事當好人。


萬民學香港決定了大陸的兩個地位:


一.永遠也只能當香港的殖民地;
二.中國只能發展買辦經濟;
三.中國人大多數只能永遠貧窮,當世界公奴。


正因為深明強盜、娼妓與騙子是三大最古老的行業的道理,香港人才能從中總結出「殺人放火、逆取順守,男盜女娼、發財立品」的哲學,作為置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成為改革開放的指路明燈,澤被蒼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偉大的萬民學香港運動!

2012年6月11日 星期一

BAMBOO的告示


BAMBOO的告示


自今日起,凡本人在有關宗教方面的見解、說法等,除非今後得到本人的同意,有心人只可用於簡單的瞭解,任何人不可用作宗教修習的依據,否則,視同……,必受永恆的……!

2012年6月10日 星期日

天津市政法委書記畏罪自殺?被滅口?


天津市政法委書記畏罪自殺?被滅口?
——張高麗堅持血債 政法委書記進天津常委
作者:林立

  6月1日「新華人事」專欄刊登《5月重要人事任免(名單一覽)》,除了「中央」的任命外,「省區市」中只有直轄市天津的消息。其中,血債派要員張高麗繼續任天津市委書記,散襄軍連任政法委書記,並繼續擔任常委。
 中共天津市委舉行十屆一次全會2012年5月26日下午在天津禮堂舉行,產生的市委常委共13人:張高麗、黃興國、何立峰、廖可鐸、臧獻甫、散襄軍、崔津渡、尹德明、段春華、劉長喜、成其聖、袁桐利、朱麗萍。

其中,張高麗連任市委書記,黃興國、何立峰是市委副書記。山東出身的張高麗和福建出身的何立峰都是在原省實在呆不下去了,被江澤民送到天津。長期以來,天津成為血債派的一個頑固堡壘,天津也是軍隊醫院和地方醫院聯合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最興盛的城市。

天津市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散襄軍是2007年6月上任的,他這個位置是前天津市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宋平順2007年6月3日畏罪自殺後接手的,市委的人都說這個空缺實在不吉利,是個死人位子。現在散襄軍也由於追隨血債派,手上沾血,上了追查國際組織的起訴名單。

● 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

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

張高麗,1946年11月生,福建晉江人,1965年到1970年說是在廈門大學經濟系計劃統計專業學習,實際上只念了一年書,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所有學校停課鬧革命,沒有書可讀。 1970年分配到石油部廣東茂名石油公司當工人,利用7年時間,變身生產指揮部辦公室秘書,政治部團總支書記,直到公司團委副書記。1985年爬到廣東省經濟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

1997年到2001年,張高麗任深圳市委書記。江澤民為了讓姘頭黃麗滿叼上深圳市這塊肥肉,與張高麗交易,讓他去山東省,並保證讓他最終當上省委書記,進入政治局。雖然離開深圳市心有不舍,但張高麗決不會敬酒不吃吃罰酒,何況更大的利益在向他招手,他表示「按江主席的話做。」於是,黃麗滿如願以償,2001年繼張高麗,任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

2001到2002年不到一年,張高麗完成了山東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長的提升,2002年十六大江下台,把自己的愛將、山東省委書記吳官正塞進政治局常委會,擔任中紀委書記。讓聽話的張高麗接下省委書記一職,到2003年兩會,這位空降到山東的前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已經把山東省委書記和省長職位一把抓。他對江澤民感激涕零。

山東省委的人全部跌破眼鏡,到處打聽他是何許人也,怎麼坐着火箭往上升。打聽清楚之後,罵張高麗吃軟飯,說辛苦多少年還不如那騷貨和江澤民睡一宿。

張高麗仗着江當後台,在山東為非作歹,不但殘酷鎮壓法輪功,而且貪淫佔在山東是有名的,2004年那會兒,因為舉報太厲害,江把持的中紀委不得不找他談話,讓把貪占的吐出來一些,哪怕象徵性的也得有所表示,結果在反復工作下,張高麗才勉強、陸續上交了以五千元購入的一幢別墅(也難怪捨不得交還)、二塊勞力士手錶、多幅歐洲油畫,價值超三百萬元。

2005年1月1日、2日,山東省濟南、青島、煙台等地的黨政機關,都出現了揭發張高麗在深圳的經濟、生活作風、家屬腐敗的傳單,網絡上也出現了這類的帖子。張高麗隨即展開追查傳單的源頭,准備予以「法律」制裁。結果調查來調查去,發現的張高麗的問題更多了,他趕快叫停,才不了了之。他叫停,不一定能停的下來,有80多名人大代表、黨代會代表,分別聯署要求中紀委、省人大常委會罷免、彈劾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張高麗,指其腐敗、腐化。胡錦濤看過材料後斥責其為「瀆職」和「官逼民反」。

到了這個份兒上,張高麗的山東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職務也只能幹一屆,為了維持對法輪功的鎮壓力度,2007年江藉着十七大把張高麗調到直轄市天津當市委書記,張高麗從中央委員自動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2012年5月27日,在天津市委舉行的十屆一次全會上,張高麗非常狂妄的向胡溫習叫板,講話中一開始就高調聲稱三呆婊是「重要思想」,而羅嗦了一大堆之後,才提了一句「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張高麗在全會選舉結束後說,「剛剛閉幕的市第十次黨代會取得了圓滿成功。我們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學習宣傳貫徹黨代會精神,滿懷信心迎接黨的十八大,推動十八大精神貫徹落實。……」

「張高麗強調,要帶頭加強學習,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不懈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努力掌握和運用科學的新思想、新知識、新經驗,更加堅定地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更加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覺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這次會議,張高麗與胡溫對着干,為了維持活摘器官和血腥鎮壓的力度,依然把政法委書記放在市委常委中。

● 天津政法委書記散襄軍






天津市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散襄軍。

散襄軍,男,漢族,1954年6月生,湖北襄樊人,197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0年12月參加工作,在天津市自行車廠當工人,2001年7月起,先後任市委常委,市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2007年6月起,接畏罪自殺的宋平順的職位,任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至今。

宋平順(1945年 7月-2007年6月3日),長期掌控天津政法系統,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天津市政協主席、政法委書記等要職,於2003年1月22日升任天津市政協主席,但仍破例兼任天津市委政法委書記,2007年6月3日於天津市委大樓內自殺。據媒體報道,宋平順在死前因涉重大貪污案件,正接受中紀委調查。

據悉,中紀委在對天津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李寶金執行雙規五個月後,於2006年11月底正式公布李寶金「嚴重違紀違法」案件,指李寶金利用職務之便,受賄數百萬元及生活腐化,宣布開除其黨籍及公職,並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李寶金(1942年11月-2007年),山東章丘人,長期掌控天津政法界,曾任天津市檢察院檢察長、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等政法界要職。因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李寶金跟宋平順關系密切,兩人在天津市政法系統同期共事長達40年之久。李寶金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後不久,宋平順也開始接受調查。

2007年6月4日,天津市政協主席宋平順缺席其本該出席的會議。當日晚上9時左右,天津市委接到工作人員報告,稱宋平順在其辦公室內死亡。天津市委遂立即向中共中央報告。隨後,公安部刑偵司立即派員到天津的現場進行勘查,並確定宋平順為自殺身亡。






前天津市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宋平順。

當專案組反過頭來想找李寶金去了解宋平順時,發現判死緩的李保金在獄中已被滅口。有人懷疑宋平順的死也不是自殺,而是被自殺。有知情人透露,當時胡溫正在秘密調查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罪證,他倆被滅口的原因與掌握血債派太多罪狀有關。

天津市委常委、政協主席、政法委書記宋平順於2007年6月3日被自殺,4日晚間才被發現已死亡。

散襄軍從2007年6月接任其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的職務以來,沒有吸取宋平順被自殺的教訓,而是依然利用政法委機器鎮壓法輪功,抓捕無辜的佛法修煉者。

上天一直在給血債派張高麗、散襄軍等人機會,希望他們不要跟着江澤民作惡,現在江澤民已成植物人,血債派的根兒已經拔出,薄熙來已經被捕,周永康已經失勢並即將收押,但從近來天津對法輪功學員的持續抓捕、瘋狂的活摘器官和此次天津換屆堅持把政法委頭頭兒抬進市委常委來看,張高麗們還想與體制內的正義力量較量到底,哪條道兒黑就想走哪條。

如果這是你們的最後選擇,那麼沒人求着你們活。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篤若         來源:人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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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別某海外論壇書



暫別某海外論壇書



風也蕭蕭,雪也飄飄。嚴冬的心境,盛夏的時節。畢竟,鬢也飄蕭,髪也飄蕭。「更能消、幾番風雨」?



「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摛錦,朝露漙漙。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以前,極喜歡此詞,現在想來,真有點多餘。



以前,聽過「多餘的人」、「邊緣人」的說法,感到自己是,又感到自己不是。因為,自認為與一些自稱「多餘的人」、「邊緣人」者有著本質的不同。現在好了,終於明白了,那些人叫做「流氓無產階級」,所幸者自己不是。



長期以來,我的精神成長與精神生活都有如一個到處雲遊的行腳僧,一個真真正正的行者,儘管沒有度牒。近一年來,讀了江淹的《恨賦》,感悟尤深。這幾年來寫了的這些帖子,雖說費盡了氣力,但現在自己看來,可能意義可能不大,「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也無非一個「恨」字而已。「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古人說「安貧樂道」,只可惜在這個黃賭毒黑貪的盛世,連宗教都往往污濁不堪。近日從網絡上看到一則關於「大悲寺」的報道,這是大乘佛教在中國大陸唯一不設立功德箱的佛寺,全體僧人終身不摸錢,穿百衲衣,日中一食、過午不食、頭陀行、托缽乞食。看來,世界之大,往往還會有些清風明月可慰懷有心人。時賢說:「鐘磬連心耳,銀河半隔山。」這固然是想像,也未必全是想像。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這是轉機,但轉成甚麼樣?難說。  了,再見!





2012年6月7日 星期四

世界的進路:三國競賽的進化的大同世界


世界的進路:三國競賽的進化的大同世界


人類發展至今天,全球化的時代雖然危機深重,但世界的進路已經初具輪廓。

未來的世界,可以發展為三個國家,即大俄羅斯國、美歐國和中國。

人類的一切優秀精神,在遠古時代是相通的,各個民族都必然具有。但不同的發展進路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與文化傳統。一個國家的發展進路,只能是在其民族性與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批判地繼承的,從而選擇其進路。

俄羅斯的民族性與文化傳統具有普世公義與普世關愛的特點。他們能夠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且建立一個世界性的陣營足以證明這一點。因此,俄羅斯應該與第三世界國家統合為一個大俄羅斯國,進一步將其普世公義與普世關愛民族性與文化傳統發揚光大。

歐美國家的民族性與文化傳統具有競爭精神與團隊精神相輔相承的特點,他們能夠與社會主義陣營競爭,並且將資本主義的優點與輝煌發揮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也足以證明這一點。所以,他們應該統合為一個國家,這樣一方面能夠繼續保存其民族性與文化傳統的最大優點,另一方面可以集中力量解決其經濟危機。

中國的民族性與文化傳統具有逆取順守與發財立品的特點,他們能夠在萬民學香港的為非作歹、巧取豪奪的競賽運動中建成一個新時代的原始資本主義奴隸制國家,並且取得空前的經濟繁榮,正好證明這一點。他們不論左中右,都不見否定逆取順守與發財立品的原則,他們最想發揚光大的,也是奴隸制時代的哲學。因此,一個新型奴隸制中國的永遠存在,或者能為世界作出永遠的貢獻也未可知。

一旦這三個國家真的鼎立起來,一個三國競賽的進化的大同世界便即初具雛形。




美國欠中國的債務是正資產而不是負資產

美國欠中國的債務是正資產而不是負資產

一般而言,國際貸款會有附帶要求,例如不可將貸款用於軍事設施。

當今中國的維穩經費已經超過軍費。

維穩經費有甚麼用途?第一是用來鎮壓民眾,第二是用來貪污。

美國人欠了中國那麼多的債務,其實可以用作籌碼來為中美兩國人民做好事。

例如,美國政府可以宣佈:反對殘暴鎮壓上訴上訪的民眾,如有發生這類事件,美國對中國實施罰款,從債務中扣除。

因為這並非類似自由民主的政治訴求,而是人道訴求,所以不算干涉內政。

對中國普遍的貪污現象,美國也可以用這種罰款的方式。人民群眾一定無限歡迎。

這樣一來,美國也就不用做甚麼中國的人權報告了,那沒用的。

香港人大陸人的命運與民運的興衰


真正決定香港與大陸前途的並不是香港與大陸的大多數人,而是香港與大陸的極少數人。例如香港的霍英東、鍾士元、統戰對象,大陸的鄧小平。

這個世界有日有夜,並不是甚麼東西都必然在陽光下發生的。因此,極權不極權,也只是相對而言,這世界複雜得很。

萬民學香港的潮流雖然在文革結束後才發生,但大陸人並非在文革後才知道有一個香港。74年以前的香港,早就已經為很多大陸人所嚮往。

至於八九年的學生,有兩點是很首要的:一是要李鵬下台,二是反官倒反貪污。這本來是很能擊中問題要害的提法,但後來卻其他想法分散了注意力。七點要求中其實只堅持第三條即「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也就夠了,如果連第三條也做不夠,其他的亂七八糟的東西那裡還能做到。這就有如打戰,應該集中優勢兵力攻擊對方的最大弱點。

只可惜當時的人不全是這樣想,他們人多口雜,感到自己的意見自己的想法如果不被公開提出來,就會很沒有面子。這就是「書生造反,三年不成」的道理。真正的問題卻是,你的要求那麼多,人家答不答應?

事有先後緩急之分,連這點最基本的也做不到,這就注定成不了大氣候。

如果那些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他們在海外只堅持「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這個要求,其他的都不理,那麼,他們二十多年肯定不會如此內鬥內耗,再則,國家也決不會是如今這個樣子,他們早已經衣錦榮歸了。

2012年6月6日 星期三

六四事件23年祭——中國新時代奴隸制初步成形的23年


六四事件23年祭——中國新時代奴隸制初步成形的23年


1989年,文革結束後的第13年,也是四五天安門事件後的第13年。此前13年的四五運動,是否定文革極左路線的全國性的群眾抗議運動。13年後的天安門廣場人群,同樣是全國性的運動,但抗議的卻已經是走資竊國的官倒腐敗了。「反官倒反腐敗」其實也就是反香港。可見在這13年中,萬民學香港運動的邪惡本質,已經開始觸動了國人的覺醒。


四五運動被鎮壓,2年後就被平反了,八九學潮被鎮壓,23年後還在訴求平反。歷史是在不斷進步呢,還是在不斷退步?


歷史真的說不上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倒是毛澤東說過的一句名言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人民選擇了進步,歷史就進步,人民選擇了退步,歷史就退步。四五後的路向與八九後的路向,實則都是人民的選擇。而馬列主義的唯物哲學,則是此間樞紐。


在馬列主義的唯物哲學統治中國的時代,出於理解的偏差,不是將唯物主義導向毀滅一切舊文化的教條主義極端,就是回歸實用享樂主義的「唯物慾主義」極端。


實則,馬克思的「無神論」,主要是反對基督宗教的唯獨信仰,否定基督神的存在而已。正如基督宗教剛剛興起的時候,也曾被視作「無神論」宗教,因為他們只尊奉一個神,卻否定了希臘羅馬的諸神。


否定宗教,並非馬克思「無神論」哲學的重心;擺脫基督宗教的哲學的覊絆,才是馬克思無神論唯物主義哲學的重心。對唯物論的誤解,不能歸罪於唯物論,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無論是四五前文革極左瘋狂還是八九後全民的道德淪亡,都只能從中國人自己身上去找原因。


其實古人早就點破了:「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所說「亂臣賊子」實則就是馬克思所最厭惡的「流氓無產階級」。作為所有階級的敗類,「流氓無產階級」主要指涉其共通的之所以為敗類的心理特徵,是從其行為而觀測其心理結構的特徵,然後所作的分析論斷。「流氓無產階級」可以不必指涉其現有的地位、身家、文憑、財產而言。作為人類的渣滓,流氓無產階級的心理特徵可能出現在任何一個階級。談論流氓無產階級現象,也不必針對個別人的過去或出身而論,而是從其行為、從其代表的社會勢力,綜合其出身經歷與社會網路,來論定他是否某種流氓無產階級的典型。


據說,纳粹黨起家主要依靠三大法寶,即:宣傳、群眾運動和製造恐怖,而其中宣傳这个法寶起了最關键的作用。希特勒非常重視政治宣傳工作。以下這些希特勒語錄,充分地暴露了其流氓無產階級的心理特質:


    只有那些瘋狂的大眾才是馴服的。 


    民眾是盲目和愚蠢的。 


    我通過循循善誘得到了一切。 


    大眾就像是個任我為所欲為的女人。 


    信仰比知識更難動搖;熱愛比尊重更難變易;仇恨比厭惡更加持久。 


    世界上變革的最強推動力不是統治群眾的科學認識,而是賦予群眾以力量的狂熱,有時甚至是驅趕民眾向前的歇斯底里。 


    偉大的說謊者同時也是偉大的魔術師。 


    民眾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氣。 


    群眾就像女人……寧願屈從堅強的男人,而不願統治懦弱的男人;群眾愛戴的是統治者,而不是懇求者,他們更容易被一個不寬容對手的學說折服,而不大容易滿足於慷慨大方的高貴自由,他們對用這種高貴自由能做些什麼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遺棄了。他們既不會意識到對他們施以精神恐嚇的冒失無禮,也不會意識到他們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剝奪,因為他們決不會弄清這種學說的真實意義。 


    不要讓青少年有判斷力。只要給他們汽車摩托車明星、刺激的音樂、流行的服飾、以及競爭意識就行了。剝奪青少年的思考力,根植他們服從指導者命令的服從心。讓他們對批判國家、社會和領袖抱著一種憎惡。讓他們深信那是少數派和異端者的罪惡。讓他們認為想法和大家不同的就是公敵。


    而其宣傳部長戈培爾則說:「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为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


    希特勒通過誤導宣傳而將民眾變為流氓無產階級,後文革時代的中國則由誤解「唯物」為「唯物慾」而萬民流氓無產階級化。希特勒引導民眾,是想將德國變為世界上的唯一超強;而中國萬民學香港,卻是想當中國人中的唯一超強。所以,希特勒將納粹德國導向富強的軍國主義,而「香港」卻將中國導向新時代的奴隸制。


    八九學潮中,「反官倒」的口號最後被要求「民主」的反專制思維歪曲了、取代了。


   「反官倒反腐敗」者要保護的是甚麼呢?其實就是一個法理上人人平等、並且已經完全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憲制憲政。這個憲制憲政中當然也有民主,儘管不同於西方式的普選民主。西方依靠選票來維護民眾的權利,八九學運則要通過「反官倒反腐敗」來維護民眾的權利,手段不同而目標並無不同。「反官倒反腐敗」要維護的是一個國家憲制憲政的大集合,「民主」只是這個大集合中的一個元素。而天安門上的「反官倒反腐敗」口號一旦被「民主」口號壓倒,即已表示他們已經放棄了原來維護國家憲制憲政的訴求,而反過來以「民主」的口號進行顛覆現行國家憲制憲政的訴求了。真是「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以「反官倒反腐敗」來維護社會主義公權力的憲制憲政,其政治效果與古代以「尊王攘夷」來維護周朝禮制並無二致,這不但是必須的,而且是唯一的正確選擇。因為這個憲制憲政是社會主義文明、價值與秩序的來源與主體,有社會主義理論作為「信念創主」,有四項基本原則作為「信念機制」,有生產資料公有制作為「信念秩序」,從而在在公權力信念與生存群體制的統一的這個基礎上落實社會的和平與發展。這三個社會主義信念元素是公權力的「因、緣、業」的三位一體,是不可割裂的,否則,社會主義公權力就會分崩離析。


   以「民主」的口號來取代「反官倒反腐敗」,就必然要瓦解社會主義公權力,使整個社會回復到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雖然這並不是理想主義的學生們的意願,但卻是現實主義的萬民的意願。香港的「馬照跑,舞照跳」,這是符合大陸的萬民的意願的。這就是為甚麼四五運動2年後就平反,而八九學潮23年後還在訴求平反的底因。


   八九學生「反官倒反腐敗」維護憲制憲政,與孔子「作春秋」的用意並無二致。而以「民主」壓倒「反官倒反腐敗」以後,就變成「亂臣賊子喜」了,因為公權力解體以後,當家作主的肯定就是流氓無產階級。「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正是這種形勢的應景之作。


   八九後萬民學香港的潮流,還有一個最深層次的底因是弱勢文明對強勢文明的應戰。缺乏文明的創造力是前四五與後八九的集體瘋狂的底因,民眾只能通過借鑑香港的資本主義以便取代復古主義與未來主義,而作為文明創造的替代品。「沒有香港,最起碼我們的消息就不靈通」,正是這種心態的真切表述。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文明創造力的衰竭與流氓無產階級的當家作主是互為表裡的。沒有亂臣賊子與正人君子的區界,只有「搵老襯」與「抓老鼠」的競賽,在這個「能力的世界」,只有為非作歹與巧取豪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沒有最邪惡的,只有更邪惡的。不論前文革還是後文革都是如此。

    如今,改革開放三十年,奴隸資本主義的原始社會已經通過「香港化」運動而在中國初步成形,而帶有公平公義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共產政權則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文明創造力依然匱乏,我們所能看到的又是甚麼趨勢呢?這不但是復古主義與未來主義重新興起,而且是以蠻族肆虐的形式重新興起。


    湯因比對於蠻族,曾經有過兩個論斷:一是厚顏無恥的冒險家,二是蠻族神話普遍有一個英雄與怪物爭奪無價之寶的主題。


    現在的復古主義者與未來主義者不但往往都有冒險家的風範,而且往往都能拿出一個「無價之寶」。這個「無價之寶」可以是某經、某家、某人,等等。一個流氓無產階級當家作主的新時代又已經到來了!


   今年的香港六四晚會,有18萬人,號稱23年來最多。在這個中國新時代奴隸制初步成形的時刻,該當是喜是悲呢?



神奇!情况在离奇演变…


神奇!情况在离奇演变…

浙江永康强奸女中学生案件的演变】:
    第1天《永康发生大规模强奸女中学生案件,多名官员涉案》;
    第2天《永康发生嫖宿幼女案件,个别官员涉案》;
    第3天《永康查获组织女中学生买淫团伙》;
    第4天《永康学生买淫团伙诱骗勒索官员,官员成受害者》;
    第5天《净化网络环境,坚决清理对公仆们恶意攻击的谣言》。
[转载]神奇!情况在离奇演变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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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进军巴黎,一家报纸在几天内所用的标题】:
    第一天:“科西嘉的怪物在儒安港登陆”;
    第二天:“吃人的魔鬼向格腊斯前进”;
    第三天:“篡位者进入格勒诺布尔”;
    第四天:“波拿巴占领里昂”;
    第五天:“拿破仑接近枫丹白露”;第六天:“陛下将于今日抵达自己的忠实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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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私有制用不着共产党,也轮不到共产党来搞


搞私有制用不着共产党,也轮不到共产党来搞
作者:林泰山


 这个问题很简单,国民党党章里就是要搞死犹制的,搞私有制用不着共产党。国民党有更多的私有制经验,真要搞私有制也轮不倒共产党来搞,甚至于共产党的党章就变得非法了。当然有人说公民党搞私有制搞得的不好,但是,搞不好可能是中国根本搞不了私有制, 而不是国民党就不好。这是因为国际生态环境决定的,因为资本世袭私有制要求国家具备对外掠夺能力,不管是技术掠夺,金融掠夺还是战争直接抢劫,有了抢劫能力资本家分赃的时候才能妥协,遭受国际强大资本掠夺的所谓民族资本家要不是给外国资本势力当买办,然后象富士康哪样残酷压榨工人, 逼工人跳楼,要不肯当买办,就一定会被国外资本势力吞并消灭。 民国时期的中国是这样,现在的穷国搞资本世袭私有制如果没有南韩台湾新加坡这样当走狗,就只能象印尼印度一样战乱贫穷。 


    卫兴华


    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强调实行公有制,并确认公有制是党的执政基础?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摆脱一种绕圈子的说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为什么要实行公有制?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这种绕圈子的抽象论断,没有也难以讲清楚问题。


    共同富裕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首先,应弄清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目的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的回答:“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列宁的回答:“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邓小平的回答:“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概括地说,共产党人之所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其根本目的,是要让广大劳动人民从剥削奴役制度下解放出来,过“最美好最幸福”,共同富裕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制度的最本质的特点,其他社会主义的要求和特点都是由此引申出来的。


    共同富裕,要有物质条件做基础,这就要求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创造出不断增多的社会财富。共同富裕,还要有经济制度的保证。任何新的社会制度都会起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无论生产力怎么发展,都不可能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意味着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这就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马恩将公有制称作“社会所有制”,意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人民所有。但公有制经济及其运行,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机构来掌握和管理。在国家机构存在的条件下,由劳动人民掌握的国家代表全民占有生产资料,这就是国有经济。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生产力还没有获得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存在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主要是以国家所有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和归部分劳动群众所有的集体所有制。


    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是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也是快速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条件。公有制既消除了不断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也消除了旧中国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在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为基础或主体的经济制度下取得的。没有公有制,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改革搞好搞活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扩大对外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致力于科学发展,等等,都是服从于社会主义的两项本质要求:一是根本任务——快速发展生产力;二是根本目的——共同富裕。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完善为制度安排的。


    实行公有制的得失成败是共产党人执政得失成败的重要标志


    《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名称就表明,共产党是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要求共有生产资料的,是要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而实行公有制,搞社会主义,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消除贫困,让全体人民“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与目的。只有执政为民、为广大人民谋福利,实行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因此,实行公有制的得失成败,是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人执政得失成败的重要标志。


    搞私有制是用不着共产党的。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会跟着变;搞资本主义不需要共产党来领导,因而共产党就失去其执政的经济基础。前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私有化的“改革”过程中,共产党被解散或失去其执政地位就是明证。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手段”。并特别提醒:“这一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共产党人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共产主义分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社会主义是其低级阶段,国家还不会消亡,但它是人民的国家。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掌握国家政权的。其执政的经济基础,只能是搞好搞活和发展壮大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搞好公有制经济,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兴衰成败,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搞好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做大做优国有经济,才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搞好宏观调控,发挥其主导和带动作用;搞好和做大做强国有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境遇中有效应对国际竞争和经济危机的必要的和有力的手段;搞好国有经济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保证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经济条件;搞好和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是应对国内外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有效手段;搞好国有经济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不再受侵略与屈辱的重要支柱。所有这些都是共产党执政过程中面对的事情。由此可见,如果失去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也就失去了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手段。


    警惕私有化思潮对国有经济的销蚀作用


    正因为我国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手段,西方某些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就是要通过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手段实现“和平演变”的图谋,而且是直言不讳地宣示的。我国2000年出版的尼克松的《透视世界》一书中讲:“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而且,“战斗还远没有结束”,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销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2000年9月的《背景材料》中提及克林顿的讲话:要在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使中国“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给“为人权和法治而奋斗的人们增添力量”。在中国人心目中,尼克松和克林顿对中国还有温和示好的一面,但和平演变的图谋和手段与敌对势力是一致的。


    要重视我国国内的私有化思潮对国有经济的销蚀作用。有人否定我国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宣扬私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宣传“国退民进”是改革的方向(中央否定这种提法);反对讲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断言非公有制经济也是党的执政基础;有人将国有企业贬损得一无是处,公开诅咒和主张取消国有企业。


    不言而喻,国有经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体制性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完善,但这不是制度问题和取消的问题。需要真正坚持和完善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切实实行“两个毫不动摇”。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是不可逆转的现实趋势;但不搞私有化,毫不动摇地发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切实保证。目前,资本主义世界已危机重重,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声名狼藉,但有人要在中国搞新自由主义,制定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发展蓝图。可以肯定,党中央和广大人民是决不会赞同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级教授、博导)

毒品共和国朝鲜:政府支持下的毒品繁荣 攻陷东三省



毒品共和国朝鲜:政府支持下的毒品繁荣 攻陷东三省 


[博讯论坛]毒品贸易在朝鲜是一个“亮点”,这与政府的支持分不开。在朝鲜,吸毒正从上到下的扩散,并由官员负责推销。这成为朝鲜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当然,要瞒着最高领导人。


在朝鲜耀德劳改营外,大片的罂粟花在阳光下妖艳地盛开着。像耀德劳改营一样种植罂粟的劳改营在朝鲜还有很多。


毒品贸易在朝鲜是一个“亮点”,在官方的主导下,它与导弹出口一起成为朝鲜获得外汇的重要手段。这两个贸易此消彼长,在2006年对朝鲜贸易被禁运后,出售导弹的收入大幅减少,毒品贸易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东北是毒品贸易走私的重灾区,通过东北中转站,朝鲜的毒品被走私到俄罗斯、中国、韩国、日本乃至全世界。


政府支持下的毒品繁荣


与世界上其他毒品产区不同,朝鲜能在毒品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与政府的支持分不开。


20世纪90年代,在朝鲜国内制造业崩溃后,朝鲜陷入严重经济危机。朝鲜在金正日的指导下开始大规模生产和制造毒品。金正日认为,海洛因能快速弥补出口下降带来的财政亏空。他命令,每一个集体农庄都要拨出12英亩的农田种植罂粟。


美国反毒品局数据称,朝鲜每年生产40吨鸦片,是世界第三大鸦片出口国和第六大海洛因出口国。美国国会调查局2004年的报告《毒品交易和朝鲜》称,最近两年,朝鲜每年出口5亿美元的毒品,其中一些收入用于军费等。该报告还透露,朝鲜劳动党第39号室主导毒品交易。


与其他毒品产区不同的是,朝鲜的毒品种植和生产,被普遍认为是官方行为:朝鲜几乎没有私人经济,除了官方和军方,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经营毒品。


一位前平安北道的校长说,在1984~1991年间,在政府的命令下,他经常带领学生种鸦片。“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分配了种植鸦片的地块。政府所有的东西则被他们偷偷地运往国外。”一位老师说,在收获的季节,学生还会偷一部分成熟的作物去卖。


考虑到朝鲜的多种因素,多山、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散落着很多废弃工厂--它是制造毒品的最佳地点。韩国韩世大学的犯罪学家和助理教授尹珉宇将韩鲜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进行了对比,在后两个国家,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无法赚取足够的收入。


根据尹等人的分析,朝鲜的毒品生产集中在咸兴,这是二战时期日本人建的一个复杂的化学工厂群,这里聚集了很多化学家,也是饥荒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除了生产毒品受到政府的支持,朝鲜政府还会通过外交使团或者政府官员运输毒品,从而躲避海关检查。


根据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50多名朝鲜外交官或者政府官员,在20多个国家,因为运输毒品而被抓获。


例如在1977年,因为从事毒品交易,委内瑞拉政府将朝鲜驻该国大使馆人员全体驱逐出境。1993年,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港口附近,拦截了一艘朝鲜货轮“Pongsu”。货轮装载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毒品。朝鲜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外交官,也因为被发现携带毒品或者销售毒品遭到驱逐。


从朝鲜叛逃的人士,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官员说,由于朝鲜海洛因产量激增,那些外交官们不再仅仅运输毒品,而且还和俄罗斯的黑社会及日本流氓勾结,把毒品销往世界各地,而朝鲜政权也得以进一步扩大毒品产量。


朝鲜的海洛因生产规模变得如此令人瞠目,但朝鲜毒品问题并没有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原因何在?因为除了毒品还有更大的议题吸引着国际社会的关注,如朝鲜出售核材料和技术。


“在过去十年间,这个问题竟然乏人关注。”兰德公司的布鲁斯·贝奈特说。由于朝鲜政权的保密,无法确切知道他们生产毒品的利润。但据估计,朝鲜每年出口海洛因的收入在5亿~10亿美元之间。


“要知道,朝鲜每年正常的出口贸易额才10亿美元左右。”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布鲁斯·科林格纳说。


“毒品共和国”


这些毒品除了用来换取外汇,也成为高管们的消费品,而近几年来,吸毒开始从上层向下层扩散。


《朝鲜日报》报道称,2008年6月,朝鲜保卫司令部要员因为误吸另一高官的含有毒品的特殊香烟,当场中毒昏迷,很快死亡。该报引用韩国对北消息人士表示:“北韩生产毒品已持续20年以上,毒瘾可能已经扩散到军方和党高层人士。但是,必须向最高领导人隐瞒这一事实。”


在朝鲜内部,吸毒开始向下层扩散。在韩国的朝鲜流亡媒体DAILYNK,直接将朝鲜称为“毒品共和国”。该媒体访谈的朝鲜咸兴居民称:“你就想在咸兴稍微有点钱的人大部分都在吸毒就可以了。搞贸易的人最多。驾驶长途大客或搬运集装箱的司机也很多。甚至保安署的保安员也吸毒。”


毒品在许多朝鲜民众心中也成为治病良药。“癌症患者会使用它。这种毒品已经成为他们唯一的药物。”一位NGO的工作人员说,他在过去的三年中采访了数百名叛逃者。一位前自行车走私贩在2009年叛逃后说,他曾看见过一位医生用冰毒给他的一个朋友的父亲治病。“他服用之后就可以说话了,而且5分钟之后手也可以动了。因为这种疗效,很多老人真的把它当药了。”


一位在朝鲜工作数年的中国人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在朝鲜拉肚子,当地人就用鸦片熬汤当药给他喝。一些朝鲜外贸官员似乎也有销售毒品的压力,曾经多次问他能否“带货”去中国。


近年,迫于国际舆论、制裁的巨大压力,朝鲜有计划地缩减了罂粟种植面积,但同时大力发展新型毒品的生产加工,令毒品生产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从2005~2007年间中朝边境缴获的不同类型毒品数量变化来看,海洛因从15.88千克下降到3.25千克,冰毒却从13.33千克一跃到59.87千克。


被“攻陷”的东北三省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东北成朝鲜毒品国际中转站。但是考虑到中朝关系,中国一直没有公开朝鲜毒品走私问题。


在吉林省的东部,延吉是一座荒凉的城市,距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边境河50英里。它跟中国的任何地方一样,到处都是斯大林式的建筑和瓦房,但再仔细一看,朝鲜语的标志牌、朝鲜咖啡店和遍布城市四周的朝鲜卡拉ok酒吧都显示了跨境的影响。这个地方成了难民、走私者、妓女、机会主义者和福音基督徒的家乡,成了迷失无救的人们的集市。


在过去的十年半里,冰毒在延吉和吉林省很多地区泛滥。大量证据表明,来自朝鲜的毒品,尤其是冰毒,在东三省泛滥成灾。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更是沦为重灾区。


新华社曾于2010年报道称,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已成为毒品主要走私通道、中转站、集散地和消费地”。


20年前,延吉只有44个登记的瘾君子。根据2010年布鲁金斯协会的一项报告,去年这个城市登记了将近2100个瘾君子,他们90%的人对冰毒或类似的合成毒品上瘾。当地的官员承认这很可能只是粗略计算的一小部分,实际数量也许会高出五六倍。“吉林省不仅是从朝鲜进入中国的毒品的最重要的转载点,而且它本身有着中国最大的一个甲基苯丙胺类兴奋剂市场。”


布鲁金斯报告中称,“很显然,来自朝鲜的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在近几年中已经成为了对中国的威胁。”


延边大学法学院教授崔俊勇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定大量延吉的非法毒品是来自朝鲜。去年一支边境巡逻队就高调逮捕了6名北韩毒贩子,其中有一名毒贩名叫“金大姐”,这可以算印证了他的观点。“虽然消息人士估计一克冰毒在北韩的成本大约是一公斤水稻价格的10倍,约15美元,但是它仍然比中国的便宜得多。”


一名朝鲜脱北者向媒体公开了一名疑为朝鲜边境警备队军人的男子接受采访透露中朝边境毒品交易内幕的视频。


他说:“一个小队的警备队有30名左右的军人,大概有5个人从事边境走私。军官们则是基本工作。”他随后从口袋中拿出冰毒说:“这是A级,1克130元,拿到中国可以卖150~180元左右。冰毒主要从咸兴、平城购入,只要有钱,多少都能买到。”


也许是因为中国政府和朝鲜是盟友,中国在指责朝鲜方面特别地小心,有报道委婉地称吉林省的毒品是来自“某毗邻国家”。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吉林省的禁毒单位的官员说:“我们不宣传毒品是来自朝鲜,因为这会触及中朝之间的良好关系。”




文章来源: 凤凰网 于 2012-06-06 01:46:06

2012年6月5日 星期二

少年毛澤東精神與六四動機的真相與欺騙--也談香港紀念六四對香港的滔天罪惡所起到的掩飾作用(訂)

少年毛澤東精神與六四動機的真相與欺騙--也談香港紀念六四對香港的滔天罪惡所起到的掩飾作用(訂)


六四的學生反什麼?最主要就是反官倒反官倒反什麼,其實就是「反香港化」。正因為「香港化」趨勢的真正動力是出於繁衍了數千年的中華民族文化基因在發揮作用,所以反「香港化」在政治文化角度而言就是反「中國化」。反對經過毛澤東改造後從社會上普遍消滅了黃賭毒黑貪的「非中國化」社會重新回歸中國


六四學生精神就是少年毛澤東精神。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一個社會普遍病態的中國。「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是一種甚麼精神?這是一種反抗病態的精神,這是一種競爭精神:「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這就是奧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強!


毛澤東一生的最大努力就是都在「反中國」,他的一生最大成就也是「反中國」。在舉國學香港的時代,六四學生高擎的「反官倒」大纛實際上就是「反香港、反中國」。毛澤東死後十三年,他的精神繼承者六四學生們也終於在強暴鎮壓中死去。于是,這些中國人傳統精神中的異端與敗類的滅亡,宣告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由中華民族的敗類們所創造的異端時代的結束。中國人消滅了他們的眼中釘,終于合力開創了一個黃賭毒黑貪的偉大盛世!


在大躍進的饑荒時代、文革的殘酷鬥爭歲月中,深圳羅湖橋對岸一河之隔璀璨的香港萬家燈火是何等的吸引,確確實實的天堂的感召曾使千千萬萬的人民冒著生命危險日以繼夜地蜂湧而至。黑格爾稱中國為「災荒之國」。在這個災禍頻繁的國度,人們的集體潛意識中層層疊疊地積聚了對於災荒的數千年恐懼:「人吃人是要上書的」。


問題不在于大躍進中餓死了多少人,而在于對災慌的最深刻恐懼使得萬民都變得歇斯底里。這是文革後萬民學香港的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逆轉的底因。


雖然有所謂「人命關天」,但中國有那麼多的人口,就那三年的饑荒、那十年的武鬥,就能把十億人口的民族的很大部分都變成了沒有任何道德信念的流氓無產階級?那麼,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這個民族還有未來嗎?這個民族還是一個偉大優秀的民族嗎?毛澤東一生的最卓越之處,正在於他對於大災荒和大規模死亡的處變不惊,臨危不亂。他簡直就不是一個中國人!


後文革時代,國營企業被香港人百般恥笑嘲諷,在萬民學香港的歷史潮流中,計劃經濟被視作禍國殃民,而鼓吹國企股份制改革的厲以寧則被視為救世主。二三十年過去了,從計劃生育與厲以寧指引的天堂之路走來,中國又到達了甚麼地方呢?談錫永二三十年前曾經以王亭之的筆名在香港《明報》鼓吹「貪官比清官更有人性」的論調。如今,看看這個宣揚「三教皆有聖人出」的「國學大師」的政治主張為中國人民帶來了甚麼?他又是如何憑立德立功立言的偉業而主導「江河萬古流」呢?萬民學香港的潮流,本質上就是一場萬民競相搶劫、萬民競相圈地的唯物慾潮流,是一場萬民實現流氓無產階級國際化的史無前例的空前偉大的運動。


想與這個偉大的潮流對抗,六四的學生真是螳臂擋車啊!


要以「民主」來概括六四,正如以柴玲來代表天安門學生一樣,都是一種巨大的誤導與歪曲,操縱這種誤導與歪曲的幕後政治黑手,其實也正是六四的真正黑手。其實,六四的真正黑手是共濟會的某些高級人物。


要求好的制度與要求某一種制度形式是不能等同的,儘管這兩個要求很可能是一個「交集」。「反官倒」與「要求民主」也是如此。


以湯因比「挑戰與回應」的視角而言,好的制度就是能夠回應一個文明的內內外外的挑戰的制度,壞的制度就是不能夠好好回應內內外外的各種挑戰的制度。


從現實一點的視角而言,可以說,能夠使官民為自己的言行所引致的主要後果負上責任的制度,就是好的社會制度。例如,同樣是殖民主義的香港,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以前那一個不能使貪污警司為自己的言行所引致的後果負上責任的制度,就是一個壞的制度。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以後那一個能使貪污警司為自己的言行所引致的主要後果負上責任的制度,就是一個好的制度。「壞的制度」使葛柏以「好人」的面目獲得殖民地警察服務獎及英女皇警察服務勛章,好的制度卻使他變成了罪犯與囚徒。


六四之前,要防止慘劇的發生並非沒有可能,但據說黃毓民不讓人把防止的方法說出來。 六四期間,曾經宣傳過要求中共官員公佈財產的「陽光法案」建議,但據說,黃毓民也要阻撓。 黃毓民在香港從政講「主義」,但什麼是好的制度什麼是壞的制度他搞清楚了沒有? 制度的好壞,絕對不在於形式。既然黃毓民是基督徒,倒可以借用《聖經》中的一句話來說明這個道理:「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


現在香港的制度,不能使黃毓民為他的言行所引致的主要後果負上責任,所以是一個壞的制度。正是這個壞的制度使黃毓民當選了立法會議員。


使人榮華富貴的制度,可能是一個壞制度;使人受到應有懲罰的制度,可能是一個好制度。後文革時代的中國人,就是因為拒絕了這個道理,才會喪盡了是非黑白觀念、喪盡了良知,才會有萬民學香港的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


六四學生反官倒、反香港、反中國,終於為偉大的少年毛澤東精神而殉道。如今,六四運動卻在被誤導、被歪曲以後,又被繼續騎劫了!香港昨晚,有了18萬人的燭光晚會。當然,他們只會講民主自由,卻絕不可能講反香港、反中國,因為他們的良知絕不可能面對「香港化」運動為中華民族帶來的萬劫不復的禍害,更加無法面對香港在這23年來所實際扮演的角色而落下的滔天罪惡!


處身於一個病態的社會,毛澤東一生都在反中國。他一生的最偉大的努力在於反抗中國, 他一生的最偉大的成就也在於反抗中國。終於,他締造了一個偉大的時代。當然,你有理由說這個偉大的時代不是屬於中國的,那好,至少這個偉大的時代是屬於他個人的。


毛澤東與王安石一樣,都有共同的反抗中國傾向。王安石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終於在反抗中國的人生道路上凶終隙末,「蒙天下之詬」。所以,晚年的毛澤東與王安石惺惺相惜,尤愛他的《桂枝香.金陵懷古》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
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
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
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
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
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
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六四動機的真相與欺騙--也談香港紀念六四對香港的滔天罪惡所起到的掩飾作用

六四動機的真相與欺騙--也談香港紀念六四對香港的滔天罪惡所起到的掩飾作用


六四的學生反什麼?最主要就是反官倒。反官倒反什麼,其實就是“反香港化”。正因為“香港化”趨勢的真正動力是出於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化基因在發揮作用,所以反“香港化”在政治文化角度而言就是反“中國化”。反對經過毛澤東改造後的從社會上普遍消滅了黃賭毒黑貪的“非中國化”社會回歸中國化。

要以“民主”來概括六四,正如以柴玲來代表天安門學生一樣,都是一種巨大的誤導與歪曲,操縱這種誤導與歪曲的幕後政治黑手,其實也正是六四的真正黑手。其實,六四的真正黑手是共濟會的某些高級人物。

要求好的制度與要求某一種制度形式是不能等同的,儘管這兩個要求很可能是一個“交集”。“反官倒”與“要求民主”也是如此。

以湯因比“挑戰與回應”的視角而言,好的制度就是能夠回應一個文明的內內外外的挑戰的制度,壞的制度就是不能夠好好回應內內外外的各種挑戰的制度。

從現實一點的視角而言,可以說,能夠使官民為自己的言行所引致的主要後果負上責任的制度,就是好的社會制度。例如,同樣是殖民主義的香港,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以前那一個不能使貪污警司為自己的言行所引致的後果負上責任的制度,就是一個壞的制度。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以後那一個能使貪污警司為自己的言行所引致的主要後果負上責任的制度,就是一個好的制度。“壞的制度”使葛柏以“好人”的面目獲得殖民地警察服務獎及英女皇警察服務勛章,好的制度卻使他變成了罪犯與囚徒。

六四之前,要防止慘劇的發生並非沒有可能,但據說黃毓民不讓人把防止的方法說出來。 六四期間,曾經宣傳過要求中共官員公佈財產的“陽光法案”建議,但據說,黃毓民也要阻撓。 黃毓民在香港從政講“主義”,但什麼是好的制度什麼是壞的制度他搞清楚了沒有? 制度的好壞,絕對不在於形式。既然黃毓民是基督徒,倒可以借用《聖經》中的一句話來說明:“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

現在的香港製度,不能使黃毓民為他的言行所引致的主要效果負上責任,所以是一個壞的制度。正是這個壞的制度使黃毓民當選了立法會議員。

使人榮華富貴的制度,可能是一個壞制度;使人受到應有懲罰的制度,可能是一個好制度。後文革時代的中國人,就是因為拒絕了這個道理,才會有萬民學香港的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

六四的學生反官倒、反香港、反中國,終於為偉大的少年毛澤東精神而殉道。如今,六四運動卻在被誤導、被歪曲以後,又被騎劫了!香港昨晚,有了18萬人的燭光晚會。當然,他們只會講民主自由,卻絕不可能講反香港、反中國,因為他們的良知絕不可能面對“香港化”運動為中華民族帶來的萬劫不復的禍害,更加無法面對香港在這23年來所扮演的角色而落下的滔天罪惡!

處身於一個病態的社會,毛澤東一生都在反中國。他一生的最偉大的努力在於反中國, 他一生的最偉大的成就也在於反中國。終於,他締造了一個偉大的時代。當然,你有理由說這個偉大的時代不是屬於中國的,那好,至少這個偉大的時代是屬於他個人的。

毛澤東與王安石一樣,都有共同的反中國傾向。王安石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終於在反中國的人生道路上凶終隙末,“蒙天下之詬”。所以,晚年的毛澤東與王安石惺惺相惜,尤愛他的《桂枝香.金陵懷古》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

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

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

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

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

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

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2012年6月4日 星期一

六四的學生的精神就是少年毛澤東的精神



六四的學生的精神就是少年毛澤東的精神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一個社會普遍病態的中國。


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是一種甚麼精神?這是一種反抗病態的精神,這是一種競爭精神:「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


這就是奧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強!


毛澤東一生的最大努力就是都在「反中國」,他的一生最大成就也是「反中國」。


在舉國學香港的時代,六四學生高擎的「反官倒」大纛實際上就是「反香港、反中國」。


毛澤東死後十三年,他的精神繼承者六四學生們也在鎮壓中死去。于是,這些中國人傳統精神中的異端與敗類的滅亡,宣告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時代的結束。


中國人消滅了他們的眼中釘,終于合力開創了一個黃賭毒黑貪的偉大盛世!

貪官胜皇帝的偉大時代的偉大基礎



貪官胜皇帝的偉大時代的偉大基礎


二三十年前,談錫永曾經以王亭之的筆名在《明報》鼓吹「貪官比清官更有人性」的論調。二三十年過去了,看看這個宣揚「三教皆有聖人出」的「國學大師」的政治主張為中國人民帶來了甚麼?他又是如何憑立德立功立言的偉業而主導「江河萬古流」呢?


後文革時代,國營企業被香港人百般恥笑嘲諷,在萬民學香港的歷史潮流中,計劃經濟被視作禍國殃民,而鼓吹國企股份制改革的厲以寧則被視為救世主。二三十年過去了,又如何呢?


萬民學香港的潮流,本質上就是一場萬民競相搶劫、萬民競相圈地的潮流,是一場萬民的流氓無產階級國際化的史無前例的空前偉大的運動。


想與這個偉大的潮流對抗,六四的學生真是螳臂擋車啊!


在大躍進的饑荒時代、文革的殘酷鬥爭歲月中,深圳羅湖橋對岸一河之隔璀璨的香港萬家燈火,是何等的吸引啊!


黑格爾稱中國為「災荒之國」。在這個災禍頻繁的國度,人們的集體潛意識中積聚了對於災荒的數千年恐懼:「人吃人是要上書的」。問題不在于大躍進中餓死了多少人,而在于對災慌的最深刻恐懼使得萬民都變得歇斯底里。


這是文革後萬民學香港的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逆轉的底因。


雖然有所謂「人命關天」,但中國有哪么多的人口,就三年的饑荒、十年的武鬥,就能把十億人口的民族的很大部分都變成了沒有道德信念的流氓無產階級,那麼,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這個民族還有未來嗎?這個民族還是一個偉大優秀的民族嗎?


二三十年過去了,從計劃生育與厲以寧指引的天堂之路走來,中國又到達了甚麼地方呢?


毛澤東一生的最卓越之處,正在於他對於大災荒和大規模死亡的處變不惊,臨危不亂。他簡直不是一個中國人!





2012年6月3日 星期日

紀念六四之三:論後文革時代的五等中國人



紀念六四之三:論後文革時代的五等中國人

元朝的時候把人民依照血統與歸降順序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漢人,第四級等是南人。那是統治階級主宰的法定階級劃分。文革後,中國人也逐漸分化為五等,而這根本就是「萬民學香港」的結果。正如西方的歷史,民主選舉曾選出了拿破崙當皇帝。後文革時代,中國人選擇把人民分為五個等級。

歷史與人民曾經在1949年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又在1976年選擇了香港式的森林法則。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文革結束後,「萬民學香港」是歷史與人民的選擇,沒有人能夠阻擋。

第一等的中國人是香港人。

當然香港人本來也就是不平等的,也分為幾個等級,例如霍英東、鍾士元就是第一等的香港人。中共奉行民族主義,要搞統戰,講愛國,因此,香港人中原有的反中共親台灣勢力的核心人物,即所謂「統戰對象」,也是第一等的香港人。霍英東、鍾士元、統戰對象等之所以能成為第一等的香港人,是因為他們在香港有許多支持者,

因此:

第二等的中國人是第一等中國人的香港人支持者,也即香港人中的霍英東、鍾士元、統戰對象等的支持者。

當然,霍英東、鍾士元、統戰對象等人在中共官員中也有支持者,


因此:

第三等的中國人是第一等中國人的中共高官支持者。霍英東、鍾士元、統戰對象等在中國當然並不只有中共高官的支持者,也有許多普通民眾的支持者,


因此:

第四等的中國人是第一等中國人在中國大陸的普通民眾支持者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中國大陸也湧現了一大批權貴富豪,他們也分別成了第二、第三等的中國人。

當然,第三等的中國人在中國大陸並非沒有反對者。這些人如果得到美國的支持,就會在政治地位上分別成為第二、第三等的中國人。例如,得到過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就是第二等的中國人。


當然,還有最後一等佔大多數的中國人。

因此:

第五等的中國人是最無錢無權無勢、又與第一、二、三等中國人沒有太大的關係的中國人。他們就是所謂「屁民」。




紀念六四之二:江澤民惊天動地的叛變!



紀念六四之二:江澤民惊天動地的叛變!

一年前,香港《前哨》雜志刊出《江澤民終生后悔的兩大事件》一文,指江澤民自2010年起至少兩次對身邊的人談到,這一輩子做過兩件愚蠢之事:蠢事之一是美國轟炸南斯拉夫時,下令中國大使館不能撤退﹔蠢事之二則是鎮壓某功。江澤民鎮壓某功,為自己平添了几千萬對立面,這是他自己認為一輩子中所做的第二件大蠢事。同一文章還大贊江澤民保住了陳良宇的上線黃菊,是仗義的江湖大佬、中國最大黑幫的首腦。又重點宣傳說江支持普世价值,說江對鎮壓某功反思八年已后悔,這八年對某功的鎮壓与他無關。



一年后的近日,有報導指溫家寶曾祕密要求平反六四,因而遭到中共各种勢力的指責与圍攻。但對一年前江澤民的“后悔”,中共上上下下似乎都無動于衷。


實際上江澤民的“后悔”,是惊天動地的出賣与背叛,其性質的嚴重,絕不亞于中共党史上的向忠發叛變事件。


正如某功的評論所言:有消息指江澤民是為自己的老婆和孫子留后路才認錯的,問題是:江澤民為一己之私和共產党互相利用,把几千萬共產党員和十多億人民直接卷入某政治運動,使上百萬的中共各級干部被江澤民利用而犯下的“罪”怎么算、誰為他們留后路?他們可以為自己留后路而同樣在類似香港《前哨》上刊登認錯文章嗎?誰來為江澤民的罪惡買單?


江澤民的本性“輕狡反覆,唯利是視”,与“前總書記”向忠發可謂難兄難弟。從八九年因故“撿便宜”而當上總書記以來,江澤民一直都在“撿便宜”,臨死還想撿個大便宜,想把天下古往今來的便宜都撿盡了。


與呂布一樣,江澤民也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叱風云,當過大變動時代的主角,但都是“無英奇之略”。他們出于特殊緣遇的粉墨登場,都是被內內外外的勢力所推動著。他們因特殊緣遇而被涌到歷史舞台的前端,但出于其自身的卑劣狹隘,最后也都面臨著被歷史潮流所拋棄的恐懼而不斷掙扎。


江澤民以反貪腐為名,禁止軍隊經商。這樣一來,他一方面全權壟斷了中共的貪污腐敗,另一方面為外資与香港所謂“華資”的長驅直進掃清了最大的障礙。


江澤民在任內,推動了國企私有化与“入世”,讓數千萬國企工人下崗,讓外國資本長驅直進,將中共建党建國以來的家當賣盡敗盡。其罪惡超過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千倍萬倍!


江澤民的賣黨賣國賣民,最大的得益者是誰?


首先是外資,其次是作為買辦集團的香港的所謂“華資”,最后才是為外資及其買辦集團作走狗的大陸江系貪官污吏集團。這本身其實就是一個“擊鼓傳花”的“罪責傳銷鏈”。


江澤民無疑是一個見利忘義的小人。問題是,他的最后的這兩個“后悔”的動机也卑劣得太過惊天動地了。


江澤民不但坦承自己是全中國最大貪污集團的首腦,而且正如某功的評論所言:“不管這個放風的是誰,文章承認了江本人在發起迫害上要承擔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責任的這么一個事實,當然這也是國內外民眾、國內外政府、人權團体、國際機構的共識,這是無法迴避的。”


江澤民的“首輔”曾慶紅曾經引用過古人的話:“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其所謂的“萬世”、“全局”并不是中國人的“萬世”、“全局”,而衹是其貪污集團的“萬世”以及享用揮霍賊贓的“全局”。


江澤民以黑老大自居,想以指定下一任黑老大的方柿式來維持其貪污集團的利益。問題是:
第一.一旦你“后悔”了,那些把你當“老大”卻無法后悔的人怎樣辦?


某功評論有言:江澤民后悔鎮壓,上當協從者更可悲。不管江澤民出于什么目的,江澤民在臨死之前的這种自認鎮壓是終身后悔的大“蠢事”的罪惡感的流露,對那些還在繼續參与迫害的人,和那些上當受騙誤解仇恨的人,無疑是一個极大的諷刺和愚弄!


某功明白無誤地說:“江澤民所犯下的罪已經是罪大無邊、天理不容!”“豈能是一句后悔是‘蠢事’就能一筆勾銷得了的!”又說:連發動鎮壓的元凶江澤民都自認鎮壓是件大“蠢事”了,對于那些還在參与迫害的人,大概應該感到羞愧、諷刺和無地自容,原來這么多年來自己糊里糊涂的跟著江澤民迫害是在干一件大蠢事,而且會“終身后悔”,這是不是上了江澤民的當?


第二.江澤民衹是想依靠簡選某一個人當中共黑老大來維護其家族的利益,而將其他包括曾經為他赴盪蹈火和曾經与他同流合污的所有人全部拋棄。此舉充分地把他“輕狡反覆,唯利是視”的卑鄙小人的本性暴露無遺。呂布曾說:“吾有畫戟、赤兔馬,誰敢近我!”看來江澤民現在連李長春、周永康也想拋棄了。稱帝不成,當不成“江正日”,就自稱“黑老大”,這樣一來,不將追隨你的人全部出賣了,使他們都成了貪污犯罪集團的成員了。你倒是“坦白從寬”,衹是那些為你的“三個代表”公幵唱贊歌的,還自容之地嗎?此外,他也不想想,呂布一死,他的畫戟、赤兔馬還能是姓呂的?古人說:“君之視民如草芥,民之視君如寇讎。”


第三.江澤民想指定黑老大,自然是認為他的黑幫還有利可圖?


但正如上文所言,江澤民從八九年以來,一直都在“撿便宜”。他呂貿與樣,俱“無英奇之略”。他們出于特殊緣遇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粉墨登場,當上大變動時代的主角,是被內內外外的勢力所推動著的。


那么在江澤民身后,內內外外的勢力還會讓江系黑幫繼續撿便宜嗎?


所謂“撿便宜”,其實質方式就是“權錢交易”,就是“判上判”式的層層盤剝。


中共的“判上判”層層盤剝的最初原因,是八九年形成的。當時,查良鏞在《明報》的“社評”的言及:一.中共掌權的方式必是先放任所有官員貪污,然后誰不聽話就抓誰﹔二.中共高層不內斗,文革就不會重演。


查良鏞言及的這兩大“國策”,第一條是“劣幣驅逐良幣”、庸人治國的亡國之道﹔第二條是官官相衛、權錢交易的賣國之道。


有了以上這兩條,中共除了貪污与賣國之外,就再無其他出路了。查良鏞當時是以指責批判的語气來“揭露”的,但他其實是名為“揭露”實為“教路”。


中共貪污賣國,這才符合查良鏞恐共反共的一貫政治心態。更何況,查良鏞既与中共媾和而當基本法草委在先,又复渴望當首屆香港行政長官在后。他表面辭任草委而暗通“財大气粗”的中共“官倒”勢力,是順理成章的。


治國之道從古以來就是“選賢与能”与“富國強兵”,這兩者又是相輔相承的。中共的提干標准則一向都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中共的外交政策一向是“獨立自主、民族自強”。


香港人被老牌資本主義的英國統治了百余年,對于“判上判”式的層層盤剝的認識真是再清楚不過了。大陸的什么“豆腐渣工程”、塌橋事故、塌樓事故,是從這“‘判上判’式的層層盤剝”而來﹔各地的地方政府力爭“地方自主權”、訪民維權,是對“判上判”式的層層盤剝的反抗﹔從權錢交易到貪污腐敗、從貧富懸殊到道德淪亡、從維權上訪到維穩防暴……千千萬萬的社會弊病,禍根都在“判上判”式的層層盤剝。多年前以反對貪污腐敗為由而禁止軍隊經商,可是全社會的貪污腐敗之風卻愈演愈烈了無數倍,是因為江澤民壟斷了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判上判”式層層盤剝。


可是,現在國企賣了、世貿入了,外資還需要江黑幫這樣的打手嗎?你為了自己干凈可把所有曾為你赴盪蹈火或与你同流合污的人都拋棄出賣了,外資、香港“華資”為了自己干凈為何就不能把你拋棄出賣呢?


正如上文所言,江澤民能當打手而坐收無盡的“判上判”的盤剝之利也衹是因緣際會而已,打手人人能當,他其實“無英奇之略”。當不成皇帝是你自己有問題,既然人人都懂得當打手,誰還讓你來繼續欺壓、繼續盤剝?


八九年以后,中華民族幵始交上了“庸人賣國”的惡運。“掌權的方式是先放任所有官員貪污,然后誰不聽話就抓誰”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庸人治國之道只有查良鏞才寫得出。


“庸人治國”除了貪污賣國以外,難道還能別有出路?最為諷刺的是,這個庸人竟然還要“代表先進文化”、“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從“庸人賣國”到江澤民的賣盡、敗盡、“終生后悔”。這個發展趨勢實是誰也無法阻擋。


江澤民能夠風騷這么多年,實是因為中共所占有的家當太大了,要賣豈能一下子就賣清光?蘇聯解体以后,俄羅斯很快就重新崛起,江澤民現在還想指定下一任黑老大,衹能是讓中共將來崩盤以后,中華民族難以重新崛起!


江澤民已經超過向忠發,而成了中共史上的最大叛徒!雙規江澤民吧!他的賣國賣党賣民賣軍賣干問題、二奸二假問題、家屬腐敗問題……,都有足夠理由被雙規。如果他的健康不容許雙規,將他轉到北京“隔离式治療”也行。









紀念六四之一:黄海军演讹诈与境外权势集团中国“嫖处嫖幼”寻欢团背后的宗教异端邪说


紀念六四之一:美军黄海军演讹诈与境外权势集团中国“嫖处嫖幼”寻欢团背后的宗教异端邪说


美韩黄海军演,华盛顿号航母蠢蠢欲动。太平洋上的波谲云诡,重新挑动的,是华夏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悲愤情怀和自二战胜利以来的自强热血。军事讹诈、政治讹诈与经济讹诈的交相为用,本来就是改开时代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列强行之有素的长期遏华战略。此次借“天安号”因头而别出新意的华母风波,当然也跳不出“军事讹诈”的窠臼。


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与实质上的国家耻辱,在一个道德普遍沦亡的社会上羼杂纠缠着。深层探究,我们依然可以回溯到辛亥革命的时代去找原因。


1946年被处决的大汉奸陈公博,原是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他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写道:“中国共产主义的产生,要从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那里寻找原因。”又说:“世界上对中国的兴趣一般来说都纯粹是经济的。只要工业国家的资本家们需要和要求剥削这些落后的国家,就不容许人道的法则在这些殖民地和弱国干扰他们的主要经济目的。”


陈公博说到点子上了--“经济目的”。可惜当前的中华国难,实比辛亥革命时代更要深重得多


据说如今的中国已经是“盛世”了,已经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请问世界历史上有那一个“盛世”是公义荡然无存、社会道德沦亡、黄赌毒黑贪势力以“潜政权”自居、祼官蔚为风尚、贪官污吏纷挟无数民脂民膏大规模叛国外逃的?


中国今日的困难,已非仅仅源于列强对中国的“经济目的”,还有源自宗教异端邪说的另一目的。列强出于对中国双重盘剥的目的,才是造成中国当今假象繁荣、实近亡国的诡异局面


为何“嫖处嫖幼”蔚成风尚,这除了出于人性本身丑恶的一面以外,还需要有心术不正之徒为迎合权势集团的邪恶心理而宣扬宗教异端邪说,煽风点火,才会造成广泛的社会灾难。例如特大强奸少女犯吴永红就是迷信“嫖处嫖幼”会很吉利,所以才改名“永红”,宣称“永远要见红”。吴永红控制的公司有福建省石狮融盛(持闽发14%)、福建崇盛(持闽发6.63%)、泉州国贸(持闽发2.96%),还有控制ST宏智、协盛实业等。据报导,撇开经济犯罪不谈,吴永红仅有案可查的即有39名幼女、未成年少女被其强奸。一般幼女、未成年少女被其强奸案,报案率不足5%,按次计算,吴永红强奸幼女、未成年少女应该超过千人。


自二战以来半世纪的和平时期,上承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下接冷战时代社资两大阵营在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方面的竞争,物质财富的生产与积聚已达到人类史上前所未有数量、规模。“饱暖思淫欲”,社会主义的道德精神抵抗不了普遍物欲的巨大诱惑,这才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真正原因。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


半世纪的承平时期,制造了一个史上最大规模的权势阶级,他们掌控着史上最庞大的物质财富。此时,史上各种迎合权势阶级的丑恶心态的最邪恶异端邪说也必然沉渣泛起。其中影响最深广者之一是西藏密宗“采阴术”


记得八十年代初期,在香港《明报》上读到谈锡永(笔名:王亭之)若有其事地提及“莲花女”,当时感到莫名其妙。后来读到耶律大石《西藏文化谈》,才了解到“莲花女”这名词背后,蕴藏着何等邪恶的宗教“学说”。


耶律大石《采阴术(上)》这一章写道:


我已经谈到过喇嘛教的阴阳信仰,这里再深一步,讲一讲此信仰对喇嘛教修练的指导作用。我们看到被归为“阴”性的物质:知识、物质、感情、语言、光明…以至于整个宇宙都是阴性的。阴性的能量(Shakti)和智慧(Prajna)是产生现实世界的来源。那么一个喇嘛教的修行者,为了“大澈大悟”地成 “佛”,就必须取得所谓的“阴精”。为了取得此种原始的能量,喇嘛教的修练者必须掌握相应的“方法”(Uppaya)。法术高深的大喇嘛,是个大魔法师,他万能的本领来源是他对阴性能量源泉的操纵。在他身体内部存在着一个吸收、修练而成的阴性,大法师使自己体内同时存在两性,这就是他巨大法力的源泉。严格来讲,大法师成了一个超越了自然的“性”的生灵,他既具有男性又具有女性的能力,而他体内这两性的对立与交合是他施法的关键。他是一个阳阴人,请注意,这两性在他的身上并不是平等存在的,而是有分明的等级:男在上,女在下;男为“方法”(Uppaya),女为“智慧”(Prajna);阳性统治着阴性;这个“两性合一”的教义是每个密宗经文的中心论断。修练者之目的就是要在自己体内实现这阴阳合一的“双性神性”。请注意,这个体内的阴阳合一的双性,不是说修练者的性被中和了,正相反,这两性在他的体内加倍地交合而产生巨大的能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想像成电的两极)。


我们知道,按照密宗的教义,整个宇宙能量的源泉是两性的交合。那么现在修练者本身拥有男女两性之后,他自己就拥有了生育的能力----生育万物的能力。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历史上有趣的巧合:传说历史上的佛祖身体上有三十二个象征,比如脚板上有日轮图案等。第十个象征是西方医学上叫做Cryptorchidie的症状,即阳具为一皮肤皱折所盖住,“掩藏在**里,犹如雄马一样”。在大乘佛教里这被解释成佛祖的无性,因为大乘佛教认为性本身就是罪恶,而双性人更是双重的罪恶。但在喇嘛教里自然就变成是“佛祖天生的具有两性一体”,而他的阳性能力并不因此而有缺乏,正相反,“犹如雄马一样”的强壮。


言归正传,上篇曾说到喇嘛教的修练者为了练成此一阴阳合体,需要异性,我们就具体看看他是怎样的“需要”。修练所需的女性分为三种:实女(Karma Mudra),这是有血有肉的真实女性。灵女(Inana Mudra),她是由修练者的意念所塑造出来的。内女(Maha Mudra),修练者自身内部的阴性。


先来看“实女”,修练者应选择什么样的女子?密宗经文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选择一个漂亮的、有大眼睛的、苗条的少女、黑色的皮肤…。”根据喇嘛Geduen Choepel(1895-1951,着有《性术六十四式》)的说法:西康的女孩肉软、卫藏的女孩性技术好、喀什米尔的女孩笑的好…等等。(参阅Geduen Choepel: Tibetan Arts of Love,Ithaca 1992)


有的经文要求采用经过Kama Sutra技巧训练的女孩。年轻是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我们来看看密宗的“大法王” (Maha Siddha) 对 Saraha做的分类:八岁的叫Kumari、十二岁的叫Salika、十六岁的叫Siddha,已有经血、二十岁的叫Balika、二十五岁的叫Bhadrakapalini(意为“烤焦的肥肉”);(参阅Alex Wayman: The Buddhist Tantras, New York 1973)


喇嘛Geduen Choepel警告和太年幼的“智慧女”行仪式所可能带来的外伤,并教导了一些减轻的方法。他并推荐:在与十二岁的“智慧女”行仪式前给她吃糖果和蜂蜜。密宗的“大法王”(Maha Siddha) Dombipa原是一个国王,他有一天看到一个流浪歌手的女儿,就把她买了下来,她是一个“无罪的处女,没有任何此世界的污染,是极罕见的、极贵重的莲花女(Padmini)”。(参阅Keith Dowman: Die Meister der Mahamudra, Leben,Legenden und Lieder der vierundachtzig Erleuchteten,Muenchen 1991)


仪式后“莲花女”的命运如何,书上没有记载。“八岁处女仪式”(Kumaripuja)是这样的:选出一个女孩,为灌顶仪式准备,不要让她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仪式时,让她裸体在祭坛上,接受信徒崇拜,最后由大法师或一个弟子破她。(参阅Benjamin Walker: Tantrismus. Die Lehren undPraktiken des linkshaendigen Pfades, Basel 1987)


印度教和西藏喇嘛教的密宗修练者都举行八岁处女仪式。有明文记载,萨迦巴的寺庙主持举行过此仪式。由于对数位的迷信,西藏的修练者喜欢十二岁或十六岁的“智慧女”,根据宗喀巴所述:“只有在找不到上述女子的时候,才可以采用二十岁的。” 【参照:注4.】“智慧女”的岁数还可以和元素结合起来看:十一岁的代表气、十二岁的代表火、十三岁的代表水、十四岁的代表土、十五岁的代表音、十六岁的代表触觉、十七岁的代表味觉、十八岁的代表形状、二十岁的代表嗅觉。


和二十岁以上的女人不可以再举行此仪式,因为她们反而会倒吸大法师的能量。当然这些年龄级的女人在喇嘛教中也都有名称,比如:21-30岁叫最黑的、最肥的、最贪婪的、最傲慢的、暴虐、电击、咆哮、铁链和怪眼;39-46岁叫狗嘴、吸盘嘴、豺狼爪、虎口、怪鸟脸、猫头鹰脸、秃鹫嘴等等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那么喇嘛的这些“智慧女”是从哪里得来的?通常情况下是由弟子献给法师的。实际上在喇嘛教里信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为“上师”物色“智慧女”。我们可以在喇嘛教的经文里读到:“信徒应该将他的姐妹、女儿或者妻子献给上师。”(参阅Alex Wayman: The Buddhist Tantras, New York 1973) 、【参阅:注5.】


这个“智慧女”对弟子来说越珍贵,就越应将她献出来。自然喇嘛教中还有很多这方面的咒语法术,比如:Om hri savaha! 修练者将此咒语念上一万遍,一个“智慧女”就会出现在他面前并听命于他。


《时轮经》(Kalachakra Tantra)上介绍的方法通告:含酒精的饮料可以使“智慧女”更利于行仪式。有的经文则建议,如果“智慧女”不顺从,应以武力进行。(参阅Bhattacharyya: History of the Tantric religion, Manohar 1982)


“智慧女”需要有什么知识?这个问题说法不一,基本上来说,她应该对密宗有所了解。宗喀巴要求“智慧女”必须发誓,不对外泄密,他警告不要和不称的女人行法:“如果一个女人没有表现出高质量,那么她就是一个低级的“莲花”。不要和她在一起,给她一点贡品,表示一点尊敬,把她打发走,不要和她行法。”(参阅Miranda Shaw: Passionate Enlightenment, Women in Tantric Buddhism, Princeton 1994)在Hevajra Tantra中要求行法前对“智慧女”要有一个月的准备期。


行法之后,“智慧女”对于修练者来说,不再有意义。就如吃完花生米后,将壳丢去。


谈锡永出身于名符其实的汉奸家族,即满清“汉八旗”。其祖为汉人,若非以屠杀汉人而立军功,怎能成为“汉八旗”?王朝的谈锡永自己就是西藏密宗的“上师”。百度百科如此介绍:


谈锡永童年随长辈习东密,十二岁入道家西派之门,旋即对佛典产生浓厚兴趣,二十八岁得机缘加入金刚乘学会,随刘锐之上师及其上师敦珠仁波切修习藏传佛教。三十八岁得阿阇梨位,法名无畏金刚。一九八六年由香港移居夏威夷,修习大圆满四部加行法;一九九三年移居加拿大图麟都(Toronto)。期间,他于香港、夏威夷、纽约、图麟都、温哥华五地创立“密乘佛学会”,弘扬宁玛派教法。


对所谓“采阴术”、“男女双修”这些藏密方法,佛教历代祖师皆有破斥。例如元朝的普度法师就说过:


“苦哉!苦哉!如斯颠倒!诚可忍耶?更有一等众生,以秘精是无漏者,混吾教中递相传习,潜饕贪欲,坏乱正法,此是妖精鬼怪、夜聚晓散,吃菜事魔之徒,非是莲宗之弟子。比年以来,多有此样扇动人家,清信男女不觉不知鼓入魔道。故楞严经云:‘善男子!心爱根本,穷览物化;天魔得便,飞精附人,说:【佛涅槃即是现前肉身,父父子子递代相生,常住不绝,无别净居。】愚人信受、亡失本心,惑为菩萨;常说:【眼耳鼻舌皆为净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或食屎尿,广行淫秽;彼无知者信是秽言,易入邪悟。此名蛊毒恶鬼恼乱,是人师及弟子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受得地狱业消,复入畜生饿鬼。’


今观邪师妄作之徒,假吾佛祖之教门,造不净之恶业,逆二仪、背三光;谤佛祖、乱人伦,碌碌如蜣蛆之逐秽,现受众苦,没后沉沦;是罪果何逃哉?”


谈锡永一提“莲花女”,心态丑恶的权势集团怎能不对藏密如蚁附膻、趋之若鹜?以他自称兼通三教与医卜星相,当然更是身价不凡,随之而名利双收也不在话下了。


国人因政治原因,对藏密有相当隔阂。但在香港乃至海外华人圈,藏密则有相当大的势力。


香港、海外等权势集团对“采阴术”、“男女双修”这类“宗教修炼法”的浓厚兴趣,无疑为中国权势集团带来发家致富、飞黄腾达的万年一遇的良机!对吴永红事件有人说:“中国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人类的耻辱!”这样的遣责真要笑大我们的某位大首长的口。早在一九九七年,某位位高权重的中央大首长就曾经不公开地宣称,他手中掌握着中国“嫖处嫖幼”的无限资源,试问天下谁敌手?


这位大首长正是懂得“量中国之处幼,结与国之欢心”的道理,善于巴结包括香港在内的全世界权势集团,所以才能成为全中国最富有的家族。其弟借“娱乐圈潜规则”而名扬四海,其子则以“不上两个亿的生意,不谈!”的干云豪气而为举世景仰。但在大首长结普世权势之欢心的同时,却也是中华民族灾难最为深重的时刻。普世中国“嫖处嫖幼”寻欢团的背后,蕴藏着权势集团“找寻莲花女”的“宗教动机”。“普世价值”背后包藏着的,正是权势集团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


不破斥“采阴术”的邪谬,中华民族在汉奸国贼的操控出卖之下,终无法走出生天也!大家试想,为何“香港”在中国的地位就那么高?我们国家的一些大首长、公安首长、侨务首长为何巴结香港某些家族唯恐不及?关键就在于“采阴补阳”的秘密。原来不但中国藏密以“采阴术”、“男女双修”闻名,中国传统道家也有“采阴补阳”的说法,而香港被认为是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奥秘的地方。说白了,我们国家的一些大首长、公安首长、侨务首长就是想要利用手中掌握的“嫖处嫖幼”的无限资源,来结合香港人手中掌握的“采阴补阳”传统文化的秘密,来为普世权势集团的“宗教信仰”服务。


谈中国“采阴补阳”术的,最喜欢引用唐朝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中的说法:“昔黄帝御女一千二百而登仙。”又说:“一夕御十人,闭固为谨。”“能御十二女而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因为此书是中医名典,收入《四库全书》,所以人多不敢责疑。


其实这是断章取义的说法。孙思邈开章明义就说:“论曰人四十以下多有放恣,四十以上即顿觉气力衰退。衰退既至,众病蜂起,久而不治,遂至不救。”又说:“此方之作也,非欲务于淫佚、苟求快意,务求节欲,以广养生也。”还说:“以人年四十以下即服房中之药者,皆所以速祸,慎之慎之。故年不满四十者,不足与论房中之事。欲心未止兼饵补药,倍力耗丧,不过半年,精髓枯竭,惟向死近。”


很明显,孙思邈这是针对当时更年期的男性的心理、生理特点而言的。四十岁在古人而言已经算是老人了,若还不知节欲,就“惟向死近”了。


至于“昔黄帝御女一千二百而登仙”之事,《史记》中并无记载,只说“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士德之瑞,故号黄帝。”


他的一生如此繁忙,“未尝宁居”,哪有闲情逸致去修炼什么“采阴补阳”术,这些明显就是后代方士编造的。


隋唐之际,祸乱相乘,权贵阶级穷奢极欲,本是平常事。唐朝社会的风气又极为开放,孙思邈生当其时,出于医者的职业道德,引用一些方士的传说,而对未老先衰进入更年期的权贵阶级进行“节欲”以养生的劝导,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他引用的传说,却不可全然信以为真。试问自唐朝以来,有哪一个皇帝是真能“万岁”?但如今中国的权势集团却要以隋炀帝为圣贤,还要以“嫖处嫖幼”的无限资源来诱惑全世界的权势集团都来中国当隋炀帝。


与中国传统的养生术比起来,藏密的“采阴术”要邪恶得多了。


据说,藏密中人对于完整的佛法修学次第,一直都没有概念,连二乘菩提都不懂,而妄认意识离于能取所取时即是实相,不知甘露、迁识、自他交换法、气脉明点、拙火、阿字义、中阴成就、幻身成就、梦瑜伽、本尊观想、时轮金刚、密集金刚、四密灌顶、生起次第、圆满次第、无上瑜伽、乐空双运,加上虹光身等等,都是欲界中的虚妄想,都是粗重生灭、虚妄不实的有为法。


无上瑜珈即是密宗的的核心修法,此前所修的念咒、脉气、拙火、明点等等,都是为最后的男女双修无上瑜珈服务的。密宗的上师谓修此无上瑜珈,在男女双修的时候,借助气脉、明点、拙火,将“性快感”扩充到全身,如是长时间住于性高潮之中,于觉受性快感之时,起心观察此时心里没有杂念,只有快感,起心观察除了性快感,其他一切都是“空”,名为“即身成佛”,因为借助气功、拙火、明点等能令性高潮的大乐触遍全身,即名“成就正遍知觉”,因为有此“大乐”作为果报故,故密宗的祖师说其所证之“佛果”为“报身佛”。此法门即是密宗一切宗派共有之无上瑜伽“即身成佛”的邪淫法门。


此外,藏密拣选“修法”对象的理论,比起道家养生学说,要邪恶得多了。原来“嫖处嫖幼”还不够,还要嫖“无罪的处女,没有任何此世界的污染,是极罕见的、极贵重的莲花女(Padmini)”。至于什么才是“莲花女”,看来大概只有大专家上师如谈锡永辈才懂。当然,即使有了“莲花女”,若无法力高强的大法师的“作法”,恐怕也是没有用的。


怪不得中共的权势集团,无不以香港为命根子。要充分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嫖处嫖幼”的无限资源,不好好地保护香港,行吗?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我们因此可以说匠人之得到报酬,是从他们在运用了自己特有的技术以外又运用了一种挣钱之术而得来的。”


异端邪说如“采阴术”类,之所以能经久不衰地为“方术之士”们带来源源不绝的名利与权势,就是因为他们有卓越的技巧去迎合权势集团的丑恶心态。须知,骗子与强盗、妓女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


柏拉图在《理想图》中还如此描述过:“求乞祭司和江湖巫人,奔走富家之门,游说主人,要他们相信:如果他们或他们的祖先作了孽,用献祭和符咒的方法,他们可以得到诸神的赐福,用乐神的赛会能消灾赎罪;如果要伤害敌人,只要化一点小费,念几道符咒,读几篇咒文,就能驱神役鬼,为他们效力,伤害无论不正义者还是正义者。他们还引用诗篇为此作证,诗里描写了为恶的轻易和恶人的富足,名利多作恶,举步可登程,恶路且平坦,为善苦登攀。”


柏拉图的描写有如“对号入座”,精彩极了。我国秦始皇、汉武帝俱以雄才伟略而著称于史,只可惜都为方家术士所欺。可见,骗子神棍的为祸,无论古今中外都一样,只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据说,西藏密宗里面,有一种法物,叫作“甘露”(甘露丸),谓能够起死回生,乃至猪狗吃了,来世就能“成佛”!那甘露丸到底是由什么制作出来的呢?


原来其成份包括“五大肉”、“五甘露”。“五大肉”为肉、牛、羊、象及人肉,“五甘露”为尿、屎、骨髓、男精、女血。


那些呼风唤雨的藏密上师、手握“嫖处嫖幼”无限资源的大首长,难道他们的前生本是“庸俗猪狗”,只因吃了甘露丸才会有今生的当权得势?


美韩黄海军演,既代表了国际资本的军事讹诈,也代表了国际权势集团中国“嫖处嫖幼”寻欢团的军事讹诈。正是出于双重讹诈的压迫盘剥策略,他们才一方面给予中国权势集团“投资移民”资格之类的报酬,另一方面大举投资中国,创建寻访“莲花女”的永久基地。假象经济繁荣的背后,是深不见底的黑暗与灾难的深渊。国人若要抵抗这足以让中华民族万劫不复的双重盘剥,有识之士至少应该挺身而出,痛斥那些祸国殃民的异端邪说!否则中华民族将永劫沉沦、永无翻身之日!


此外,除了“治本”的破斥异端邪说,还要有“治标”的方法。香港因为是中共贪官污吏叛国卖国窃国的犯罪基地和西方势力反华亡华灭华的犯罪基地,所以众所同知是美英的命根子。





2012年6月1日 星期五

極限與局限——「香港精神」的顛的善倒惡果報與改革開放的成敗

極限與局——「香港精神」的顛倒的善惡果報與改革開放的成敗

傳媒喜歡講香港的「核心價值」,實則這類表層的東西,往往是信則有,不信則無。真正的「香港精神」不是這些。所謂「逆取順守」、「發財立品」這種香港式的森林法則的原理,才是真正的香港精神。

有句俗語叫做「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鋪路無屍骸」。香港人當然不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他們的真正信仰是「善有惡報、惡有善報」。他們真正引以為榮的,不是他們的榮華富貴來自「善」,而是來自「惡」。榮華富貴來自「善」當然值得光榮,榮華富貴來自「惡」才是榮上加榮,才是他們比其他任何人更加值得自豪的理由。

文革後「萬民學香港」的潮流浩浩盪盪,因為他們認為,香港式的顛倒的善惡果報的信仰,才是人類社會的真相。

從某一個角度而言,的確是這樣。甚麼是「善」?甚麼是「惡」?作為一種「理念(ιδέα)」,「善」與「惡」都是一種「極限」,也即數學上所謂的「無限的集合」,是一個無窮的觀念。

「善」與「惡」的觀念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而是一個人的良知對他自己的經驗進行評價的結果。這種評價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創造,從歷時性的角度而言則是沒有止境的心智的辯證統一的運動。每個人心目中的所謂「真理」,也是這種性質的一種「理念(ιδέα)」,也是一種「極限」,一個「無限的集合」,一個無窮的觀念。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符合人性的理想,但「善有惡報,惡有善報」卻往往是社會上的普遍現象。要在現實社會中落實符合人性的理念,就必須有公權力。這就是公權力的根本任務。一個人也好,一個社會也好,落實善惡果報的立足點往往不是觀念的「極限」,而是現實的「局限」;或者也可以說,一個社會的公權力建制,往往是其時代精神的「極限」與社會關係的「局限」辯證統一運動的結果。

中共建政初期的「新民主主義」及其後的「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公權力建制」,是建立在兼顧全民、體現主權的「國民經濟」的基礎上。而資本主義的「公權力建制」,則是所謂的普選民主加市場經濟。他們的所謂「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維護少數導向的自由市場的基礎上,以經濟增長緩和社會衝突,一旦經濟蕭條,社會就會趨於混亂、解體。他們的政府,是為經濟增長服務的,是為自由市場服務的,所以主要是為極少數富人服務的。本質上而言,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官員只是資本家的「買辦」,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是與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相對立的自由市場、政府買辦的「買辦經濟」。這是從資本主義的本質結構而言來論定其「買辦經濟」。

「買辦經濟」講究「藏富於民」,也即以先富帶後富的線性運動,缺點有二:一是周期性經濟危機,二是必然催生泡沫經濟;逃得過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威脅,卻逃不過泡沫經濟的最後爆破與終結。「國民經濟」講究的則「富國」與「強兵」的辯證運動,正如蔣介石所言,中國經濟學不將「資金」列為生產要素,因此,這種體制的最大好處是必定可以避免泡沫經濟的最後爆破與終結。

在改開初期,要向資本主義補課也無不可,但第一,對於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優越性必須有充分的認識,才能持盈保泰;第二,對於資本主義的「買辦經濟」的缺陷必然有清醒的認知,才能避免買櫝還珠。那麼,當時的中國有沒有這樣的條件呢?答案是:有!誰有這樣經天緯地的才能呢?說來慚愧,不是別人,而正是敗退台灣後已經去世的蔣介石!這個道理在蔣介石生前的《中國經濟學》裡面已作了系統清晰的論述。左派很反對蔣介石,對說蔣介石的好話往往一句也聽不進去。殊不知蔣介石是很反對資本主義的,當我們改革開放向資本主義補課的時候,蔣介石早就已經對資本主義作了很有系統的批判。這裡談蔣介石,只是出於實事求是的態度,對事不對人,如有謬誤之處,歡迎網友理性的批評指教。

習慣將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作對比,這是巨大的誤導。社會主義當然也可以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當然也可以有「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區別是:社會主義經濟是以維護全民利益和體現經濟主權為導向的,而資本主義經濟則是以維護少數官商利益為導向的。

正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只維護少數官商利益,所以,要維持社會的和諧就只能靠高速增長。雖然分餅的比例大小懸殊,但只要將餅做大,社會就能維持適度和諧。但無止境地追求增長,其副作用就是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無止境的破壞。

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先富帶後富而走向「發財立品」,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歸根究底,這畢竟是一種進步;但由社會主義而走單維的「先富帶後富」,卻是萬萬不可,因為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落實符合人性的觀念、體現時代精神的公權力建制,實有遠遠超出資本主義如香港者的優越性。

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向資本主義補課」始,最後卻是走向原始資本主義的最惡劣模式「買辦經濟」。為甚麼呢?就是因為有一個香港。

香港在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依賴於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這是冷戰的產物。歐美向香港開放市場,作為資本主義的「樣板」來反襯一河之隔的大陸的文革的「殘酷」。也就是說,香港的經濟繁榮現象實是由其「地緣政治」的戰略地位而衍生的附加值的表徵。

香港沒有重工業、大工業,其經濟說到底也就是買辦經濟而已。改開初期,要「造一百個香港」,結果,中國的經濟從以維護全民利益、體現經濟主權的「國民經濟」轉變為只維護少數官利益,而放棄全民利益和經濟主權的顧慮的「買辦經濟」。而「買辦經濟」的最佳沃土就是「原始資本主義」。這是從存在發展模式而言來論定其「買辦經濟」。

無論是從本質結構性而言,還是從存在發展模式而言,都是向「買辦經濟」逼近。這種雙性的買辦經濟,正是改開二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的最根本症結之所在。

中國大陸人文環境的破壞,也源自香港。文革後中共無力敉平香港黑幫,改為招撫,以致有的貪官與之同流合污,這是當代中國人噩夢的開端。以香港為核心的各階層的流氓無產階級的大聯盟因而在歷史舞台上粉墨登場,遂即成為罪魁禍首。這事件的歷史性意義絕不稍遜于周天子分封魏、趙、韓!

香港自改開以來,就是中國大陸一切罪惡的風源。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幌子下,貪官污吏可以利用香港做跳板,將搜括來的民脂民膏在香港、澳門洗黑錢,甚至將黑錢轉移到西方國家。而西方的情報部門利用香港搜集中國大陸的情報,西方的間諜利用香港作為滲透大陸、在大陸發展組織的基地更加是方便無比。最大的好處則是方便大陸的幹部利用香港叛逃外國。

大陸那些「化公為私」的高明手段,都有香港淵源。這是「萬民學香港」的必然後遺症。改開初期,許許多多的人民都被港澳的榮華富貴吸引了,雖然明知「黃賭毒黑貪」是香港特色,卻依然信奉「逆取順守」、「發財立品」,形成「萬民學香港」的「歷史潮流」,當權者也只有在「沒有最腐敗,只有更腐敗」的遊戲規則中各顯神通了。貪官惡霸,自認只是在「萬民學香港」的潮流中劣汰優勝的進化者而已。香港式的森林法則,全民競賽,走到盡頭就必然是經濟的崩潰。

由「國民經濟」走向雙性的「買辦經濟」的改革開放,若不懸崖勒馬,及時對「改革開放」進行開放性的改革,最後的結果只能是伴隨著「原始資本主義」的崩潰而崩潰。香港因為是歐美國家掠奪中國資源的重要基地和大陸貪官污吏逃往歐美的中轉站,因此有其特定的「保護色」,但其經濟終究是依靠大陸。現在的香港依靠大陸貪官污吏的黑錢和民眾的香港遊來支撐經濟。大陸的經濟如果崩潰,香港的經濟如何能不崩潰。

中國的改革開放,由於是「萬民學香港」的浩盪潮流,若果在為非作歹、巧取豪奪的「逆取順守」的作惡競賽中輸了,將來就連「發財立品」做好人、當老實人的機會都沒了!這是何等荒謬而又自相矛盾的邏輯,卻又是實實在在的社會現實。
 
只為看到香港式的森林法則能為極少數人永保榮華富貴,而相信自己也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個極少數人,所以就競相摧毀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以及其上的公權力建制,向著資本主義的原始森林瘋狂奔逐,真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