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大陸人的命運與民運的興衰

真正決定香港與大陸前途的並不是香港與大陸的大多數人，而是香港與大陸的極少數人。例如香港的霍英東、鍾士元、統戰對象，大陸的鄧小平。

這個世界有日有夜，並不是甚麼東西都必然在陽光下發生的。因此，極權不極權，也只是相對而言，這世界複雜得很。

萬民學香港的潮流雖然在文革結束後才發生，但大陸人並非在文革後才知道有一個香港。74年以前的香港，早就已經為很多大陸人所嚮往。

至於八九年的學生，有兩點是很首要的：一是要李鵬下台，二是反官倒反貪污。這本來是很能擊中問題要害的提法，但後來卻其他想法分散了注意力。七點要求中其實只堅持第三條即「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也就夠了，如果連第三條也做不夠，其他的亂七八糟的東西那裡還能做到。這就有如打戰，應該集中優勢兵力攻擊對方的最大弱點。

只可惜當時的人不全是這樣想，他們人多口雜，感到自己的意見自己的想法如果不被公開提出來，就會很沒有面子。這就是「書生造反，三年不成」的道理。真正的問題卻是，你的要求那麼多，人家答不答應？

事有先後緩急之分，連這點最基本的也做不到，這就注定成不了大氣候。

如果那些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他們在海外只堅持「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這個要求，其他的都不理，那麼，他們二十多年肯定不會如此內鬥內耗，再則，國家也決不會是如今這個樣子，他們早已經衣錦榮歸了。

六四事件23年祭——中國新時代奴隸制初步成形的23年

六四事件23年祭——中國新時代奴隸制初步成形的23年

1989年，文革結束後的第13年，也是四五天安門事件後的第13年。此前13年的四五運動，是否定文革極左路線的全國性的群眾抗議運動。13年後的天安門廣場人群，同樣是全國性的運動，但抗議的卻已經是走資竊國的官倒腐敗了。「反官倒反腐敗」其實也就是反香港。可見在這13年中，萬民學香港運動的邪惡本質，已經開始觸動了國人的覺醒。


四五運動被鎮壓，2年後就被平反了，八九學潮被鎮壓，23年後還在訴求平反。歷史是在不斷進步呢，還是在不斷退步？


歷史真的說不上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倒是毛澤東說過的一句名言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人民選擇了進步，歷史就進步，人民選擇了退步，歷史就退步。四五後的路向與八九後的路向，實則都是人民的選擇。而馬列主義的唯物哲學，則是此間樞紐。


在馬列主義的唯物哲學統治中國的時代，出於理解的偏差，不是將唯物主義導向毀滅一切舊文化的教條主義極端，就是回歸實用享樂主義的「唯物慾主義」極端。


實則，馬克思的「無神論」，主要是反對基督宗教的唯獨信仰，否定基督神的存在而已。正如基督宗教剛剛興起的時候，也曾被視作「無神論」宗教，因為他們只尊奉一個神，卻否定了希臘羅馬的諸神。


否定宗教，並非馬克思「無神論」哲學的重心；擺脫基督宗教的哲學的覊絆，才是馬克思無神論唯物主義哲學的重心。對唯物論的誤解，不能歸罪於唯物論，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無論是四五前文革極左瘋狂還是八九後全民的道德淪亡，都只能從中國人自己身上去找原因。


其實古人早就點破了：「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所說「亂臣賊子」實則就是馬克思所最厭惡的「流氓無產階級」。作為所有階級的敗類，「流氓無產階級」主要指涉其共通的之所以為敗類的心理特徵，是從其行為而觀測其心理結構的特徵，然後所作的分析論斷。「流氓無產階級」可以不必指涉其現有的地位、身家、文憑、財產而言。作為人類的渣滓，流氓無產階級的心理特徵可能出現在任何一個階級。談論流氓無產階級現象，也不必針對個別人的過去或出身而論，而是從其行為、從其代表的社會勢力，綜合其出身經歷與社會網路，來論定他是否某種流氓無產階級的典型。


據說，纳粹黨起家主要依靠三大法寶，即：宣傳、群眾運動和製造恐怖，而其中宣傳这个法寶起了最關键的作用。希特勒非常重視政治宣傳工作。以下這些希特勒語錄，充分地暴露了其流氓無產階級的心理特質：


    只有那些瘋狂的大眾才是馴服的。 


    民眾是盲目和愚蠢的。 


    我通過循循善誘得到了一切。 


    大眾就像是個任我為所欲為的女人。 


    信仰比知識更難動搖；熱愛比尊重更難變易；仇恨比厭惡更加持久。 


    世界上變革的最強推動力不是統治群眾的科學認識，而是賦予群眾以力量的狂熱，有時甚至是驅趕民眾向前的歇斯底里。 


    偉大的說謊者同時也是偉大的魔術師。 


    民眾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氣。 


    群眾就像女人……寧願屈從堅強的男人，而不願統治懦弱的男人；群眾愛戴的是統治者，而不是懇求者，他們更容易被一個不寬容對手的學說折服，而不大容易滿足於慷慨大方的高貴自由，他們對用這種高貴自由能做些什麼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遺棄了。他們既不會意識到對他們施以精神恐嚇的冒失無禮，也不會意識到他們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剝奪，因為他們決不會弄清這種學說的真實意義。 


    不要讓青少年有判斷力。只要給他們汽車摩托車明星、刺激的音樂、流行的服飾、以及競爭意識就行了。剝奪青少年的思考力，根植他們服從指導者命令的服從心。讓他們對批判國家、社會和領袖抱著一種憎惡。讓他們深信那是少數派和異端者的罪惡。讓他們認為想法和大家不同的就是公敵。


    而其宣傳部長戈培爾則說：「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为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


    希特勒通過誤導宣傳而將民眾變為流氓無產階級，後文革時代的中國則由誤解「唯物」為「唯物慾」而萬民流氓無產階級化。希特勒引導民眾，是想將德國變為世界上的唯一超強；而中國萬民學香港，卻是想當中國人中的唯一超強。所以，希特勒將納粹德國導向富強的軍國主義，而「香港」卻將中國導向新時代的奴隸制。


    八九學潮中，「反官倒」的口號最後被要求「民主」的反專制思維歪曲了、取代了。


   「反官倒反腐敗」者要保護的是甚麼呢？其實就是一個法理上人人平等、並且已經完全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憲制憲政。這個憲制憲政中當然也有民主，儘管不同於西方式的普選民主。西方依靠選票來維護民眾的權利，八九學運則要通過「反官倒反腐敗」來維護民眾的權利，手段不同而目標並無不同。「反官倒反腐敗」要維護的是一個國家憲制憲政的大集合，「民主」只是這個大集合中的一個元素。而天安門上的「反官倒反腐敗」口號一旦被「民主」口號壓倒，即已表示他們已經放棄了原來維護國家憲制憲政的訴求，而反過來以「民主」的口號進行顛覆現行國家憲制憲政的訴求了。真是「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以「反官倒反腐敗」來維護社會主義公權力的憲制憲政，其政治效果與古代以「尊王攘夷」來維護周朝禮制並無二致，這不但是必須的，而且是唯一的正確選擇。因為這個憲制憲政是社會主義文明、價值與秩序的來源與主體，有社會主義理論作為「信念創主」，有四項基本原則作為「信念機制」，有生產資料公有制作為「信念秩序」，從而在在公權力信念與生存群體制的統一的這個基礎上落實社會的和平與發展。這三個社會主義信念元素是公權力的「因、緣、業」的三位一體，是不可割裂的，否則，社會主義公權力就會分崩離析。


   以「民主」的口號來取代「反官倒反腐敗」，就必然要瓦解社會主義公權力，使整個社會回復到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雖然這並不是理想主義的學生們的意願，但卻是現實主義的萬民的意願。香港的「馬照跑，舞照跳」，這是符合大陸的萬民的意願的。這就是為甚麼四五運動2年後就平反，而八九學潮23年後還在訴求平反的底因。


   八九學生「反官倒反腐敗」維護憲制憲政，與孔子「作春秋」的用意並無二致。而以「民主」壓倒「反官倒反腐敗」以後，就變成「亂臣賊子喜」了，因為公權力解體以後，當家作主的肯定就是流氓無產階級。「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正是這種形勢的應景之作。


   八九後萬民學香港的潮流，還有一個最深層次的底因是弱勢文明對強勢文明的應戰。缺乏文明的創造力是前四五與後八九的集體瘋狂的底因，民眾只能通過借鑑香港的資本主義以便取代復古主義與未來主義，而作為文明創造的替代品。「沒有香港，最起碼我們的消息就不靈通」，正是這種心態的真切表述。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文明創造力的衰竭與流氓無產階級的當家作主是互為表裡的。沒有亂臣賊子與正人君子的區界，只有「搵老襯」與「抓老鼠」的競賽，在這個「能力的世界」，只有為非作歹與巧取豪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沒有最邪惡的，只有更邪惡的。不論前文革還是後文革都是如此。

    如今，改革開放三十年，奴隸資本主義的原始社會已經通過「香港化」運動而在中國初步成形，而帶有公平公義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共產政權則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文明創造力依然匱乏，我們所能看到的又是甚麼趨勢呢？這不但是復古主義與未來主義重新興起，而且是以蠻族肆虐的形式重新興起。


    湯因比對於蠻族，曾經有過兩個論斷：一是厚顏無恥的冒險家，二是蠻族神話普遍有一個英雄與怪物爭奪無價之寶的主題。


    現在的復古主義者與未來主義者不但往往都有冒險家的風範，而且往往都能拿出一個「無價之寶」。這個「無價之寶」可以是某經、某家、某人，等等。一個流氓無產階級當家作主的新時代又已經到來了！


   今年的香港六四晚會，有18萬人，號稱23年來最多。在這個中國新時代奴隸制初步成形的時刻，該當是喜是悲呢？

神奇！情况在离奇演变…

神奇！情况在离奇演变…

中华论坛 

【浙江永康强奸女中学生案件的演变】:
    第1天《永康发生大规模强奸女中学生案件，多名官员涉案》；
    第2天《永康发生嫖宿幼女案件，个别官员涉案》；
    第3天《永康查获组织女中学生买淫团伙》；
    第4天《永康学生买淫团伙诱骗勒索官员，官员成受害者》；
    第5天《净化网络环境，坚决清理对公仆们恶意攻击的谣言》。

【拿破仑进军巴黎，一家报纸在几天内所用的标题】:
    第一天：“科西嘉的怪物在儒安港登陆”；
    第二天：“吃人的魔鬼向格腊斯前进”；
    第三天：“篡位者进入格勒诺布尔”；
    第四天：“波拿巴占领里昂”；
    第五天：“拿破仑接近枫丹白露”；第六天：“陛下将于今日抵达自己的忠实的巴黎”。

搞私有制用不着共产党，也轮不到共产党来搞

搞私有制用不着共产党，也轮不到共产党来搞

作者：林泰山

 这个问题很简单，国民党党章里就是要搞死犹制的，搞私有制用不着共产党。国民党有更多的私有制经验，真要搞私有制也轮不倒共产党来搞，甚至于共产党的党章就变得非法了。当然有人说公民党搞私有制搞得的不好，但是，搞不好可能是中国根本搞不了私有制， 而不是国民党就不好。这是因为国际生态环境决定的，因为资本世袭私有制要求国家具备对外掠夺能力，不管是技术掠夺，金融掠夺还是战争直接抢劫，有了抢劫能力资本家分赃的时候才能妥协，遭受国际强大资本掠夺的所谓民族资本家要不是给外国资本势力当买办，然后象富士康哪样残酷压榨工人， 逼工人跳楼，要不肯当买办，就一定会被国外资本势力吞并消灭。 民国时期的中国是这样，现在的穷国搞资本世袭私有制如果没有南韩台湾新加坡这样当走狗，就只能象印尼印度一样战乱贫穷。 


    卫兴华


    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强调实行公有制，并确认公有制是党的执政基础？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摆脱一种绕圈子的说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为什么要实行公有制？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这种绕圈子的抽象论断，没有也难以讲清楚问题。


    共同富裕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首先，应弄清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目的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的回答：“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列宁的回答：“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邓小平的回答：“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概括地说，共产党人之所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其根本目的，是要让广大劳动人民从剥削奴役制度下解放出来，过“最美好最幸福”，共同富裕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制度的最本质的特点，其他社会主义的要求和特点都是由此引申出来的。


    共同富裕，要有物质条件做基础，这就要求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创造出不断增多的社会财富。共同富裕，还要有经济制度的保证。任何新的社会制度都会起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无论生产力怎么发展，都不可能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意味着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这就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马恩将公有制称作“社会所有制”，意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人民所有。但公有制经济及其运行，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机构来掌握和管理。在国家机构存在的条件下，由劳动人民掌握的国家代表全民占有生产资料，这就是国有经济。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生产力还没有获得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存在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主要是以国家所有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和归部分劳动群众所有的集体所有制。


    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是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也是快速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条件。公有制既消除了不断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也消除了旧中国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在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为基础或主体的经济制度下取得的。没有公有制，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改革搞好搞活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扩大对外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致力于科学发展，等等，都是服从于社会主义的两项本质要求：一是根本任务——快速发展生产力；二是根本目的——共同富裕。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完善为制度安排的。


    实行公有制的得失成败是共产党人执政得失成败的重要标志


    《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名称就表明，共产党是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要求共有生产资料的，是要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而实行公有制，搞社会主义，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消除贫困，让全体人民“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与目的。只有执政为民、为广大人民谋福利，实行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因此，实行公有制的得失成败，是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人执政得失成败的重要标志。


    搞私有制是用不着共产党的。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会跟着变；搞资本主义不需要共产党来领导，因而共产党就失去其执政的经济基础。前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私有化的“改革”过程中，共产党被解散或失去其执政地位就是明证。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手段”。并特别提醒：“这一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共产党人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共产主义分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社会主义是其低级阶段，国家还不会消亡，但它是人民的国家。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掌握国家政权的。其执政的经济基础，只能是搞好搞活和发展壮大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搞好公有制经济，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兴衰成败，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搞好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做大做优国有经济，才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搞好宏观调控，发挥其主导和带动作用；搞好和做大做强国有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境遇中有效应对国际竞争和经济危机的必要的和有力的手段；搞好国有经济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保证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经济条件；搞好和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是应对国内外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有效手段；搞好国有经济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不再受侵略与屈辱的重要支柱。所有这些都是共产党执政过程中面对的事情。由此可见，如果失去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也就失去了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手段。


    警惕私有化思潮对国有经济的销蚀作用


    正因为我国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手段，西方某些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就是要通过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手段实现“和平演变”的图谋，而且是直言不讳地宣示的。我国2000年出版的尼克松的《透视世界》一书中讲：“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而且，“战斗还远没有结束”，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销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2000年9月的《背景材料》中提及克林顿的讲话：要在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使中国“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给“为人权和法治而奋斗的人们增添力量”。在中国人心目中，尼克松和克林顿对中国还有温和示好的一面，但和平演变的图谋和手段与敌对势力是一致的。


    要重视我国国内的私有化思潮对国有经济的销蚀作用。有人否定我国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宣扬私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宣传“国退民进”是改革的方向（中央否定这种提法）；反对讲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断言非公有制经济也是党的执政基础；有人将国有企业贬损得一无是处，公开诅咒和主张取消国有企业。


    不言而喻，国有经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体制性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完善，但这不是制度问题和取消的问题。需要真正坚持和完善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切实实行“两个毫不动摇”。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是不可逆转的现实趋势；但不搞私有化，毫不动摇地发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切实保证。目前，资本主义世界已危机重重，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声名狼藉，但有人要在中国搞新自由主义，制定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发展蓝图。可以肯定，党中央和广大人民是决不会赞同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级教授、博导）

毒品共和国朝鲜：政府支持下的毒品繁荣 攻陷东三省

毒品共和国朝鲜：政府支持下的毒品繁荣 攻陷东三省 

[博讯论坛]毒品贸易在朝鲜是一个“亮点”，这与政府的支持分不开。在朝鲜，吸毒正从上到下的扩散，并由官员负责推销。这成为朝鲜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当然，要瞒着最高领导人。


在朝鲜耀德劳改营外，大片的罂粟花在阳光下妖艳地盛开着。像耀德劳改营一样种植罂粟的劳改营在朝鲜还有很多。


毒品贸易在朝鲜是一个“亮点”，在官方的主导下，它与导弹出口一起成为朝鲜获得外汇的重要手段。这两个贸易此消彼长，在2006年对朝鲜贸易被禁运后，出售导弹的收入大幅减少，毒品贸易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东北是毒品贸易走私的重灾区，通过东北中转站，朝鲜的毒品被走私到俄罗斯、中国、韩国、日本乃至全世界。


政府支持下的毒品繁荣


与世界上其他毒品产区不同，朝鲜能在毒品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与政府的支持分不开。


20世纪90年代，在朝鲜国内制造业崩溃后，朝鲜陷入严重经济危机。朝鲜在金正日的指导下开始大规模生产和制造毒品。金正日认为，海洛因能快速弥补出口下降带来的财政亏空。他命令，每一个集体农庄都要拨出12英亩的农田种植罂粟。


美国反毒品局数据称，朝鲜每年生产40吨鸦片，是世界第三大鸦片出口国和第六大海洛因出口国。美国国会调查局2004年的报告《毒品交易和朝鲜》称，最近两年，朝鲜每年出口5亿美元的毒品，其中一些收入用于军费等。该报告还透露，朝鲜劳动党第39号室主导毒品交易。


与其他毒品产区不同的是，朝鲜的毒品种植和生产，被普遍认为是官方行为：朝鲜几乎没有私人经济，除了官方和军方，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经营毒品。


一位前平安北道的校长说，在1984～1991年间，在政府的命令下，他经常带领学生种鸦片。“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分配了种植鸦片的地块。政府所有的东西则被他们偷偷地运往国外。”一位老师说，在收获的季节，学生还会偷一部分成熟的作物去卖。


考虑到朝鲜的多种因素，多山、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散落着很多废弃工厂--它是制造毒品的最佳地点。韩国韩世大学的犯罪学家和助理教授尹珉宇将韩鲜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进行了对比，在后两个国家，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无法赚取足够的收入。


根据尹等人的分析，朝鲜的毒品生产集中在咸兴，这是二战时期日本人建的一个复杂的化学工厂群，这里聚集了很多化学家，也是饥荒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除了生产毒品受到政府的支持，朝鲜政府还会通过外交使团或者政府官员运输毒品，从而躲避海关检查。


根据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50多名朝鲜外交官或者政府官员，在20多个国家，因为运输毒品而被抓获。


例如在1977年，因为从事毒品交易，委内瑞拉政府将朝鲜驻该国大使馆人员全体驱逐出境。1993年，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港口附近，拦截了一艘朝鲜货轮“Pongsu”。货轮装载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毒品。朝鲜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外交官，也因为被发现携带毒品或者销售毒品遭到驱逐。


从朝鲜叛逃的人士，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官员说，由于朝鲜海洛因产量激增，那些外交官们不再仅仅运输毒品，而且还和俄罗斯的黑社会及日本流氓勾结，把毒品销往世界各地，而朝鲜政权也得以进一步扩大毒品产量。


朝鲜的海洛因生产规模变得如此令人瞠目，但朝鲜毒品问题并没有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原因何在？因为除了毒品还有更大的议题吸引着国际社会的关注，如朝鲜出售核材料和技术。


“在过去十年间，这个问题竟然乏人关注。”兰德公司的布鲁斯·贝奈特说。由于朝鲜政权的保密，无法确切知道他们生产毒品的利润。但据估计，朝鲜每年出口海洛因的收入在5亿～10亿美元之间。


“要知道，朝鲜每年正常的出口贸易额才10亿美元左右。”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布鲁斯·科林格纳说。


“毒品共和国”


这些毒品除了用来换取外汇，也成为高管们的消费品，而近几年来，吸毒开始从上层向下层扩散。


《朝鲜日报》报道称，2008年6月，朝鲜保卫司令部要员因为误吸另一高官的含有毒品的特殊香烟，当场中毒昏迷，很快死亡。该报引用韩国对北消息人士表示：“北韩生产毒品已持续20年以上，毒瘾可能已经扩散到军方和党高层人士。但是，必须向最高领导人隐瞒这一事实。”


在朝鲜内部，吸毒开始向下层扩散。在韩国的朝鲜流亡媒体DAILYNK，直接将朝鲜称为“毒品共和国”。该媒体访谈的朝鲜咸兴居民称：“你就想在咸兴稍微有点钱的人大部分都在吸毒就可以了。搞贸易的人最多。驾驶长途大客或搬运集装箱的司机也很多。甚至保安署的保安员也吸毒。”


毒品在许多朝鲜民众心中也成为治病良药。“癌症患者会使用它。这种毒品已经成为他们唯一的药物。”一位NGO的工作人员说，他在过去的三年中采访了数百名叛逃者。一位前自行车走私贩在2009年叛逃后说，他曾看见过一位医生用冰毒给他的一个朋友的父亲治病。“他服用之后就可以说话了，而且5分钟之后手也可以动了。因为这种疗效，很多老人真的把它当药了。”


一位在朝鲜工作数年的中国人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在朝鲜拉肚子，当地人就用鸦片熬汤当药给他喝。一些朝鲜外贸官员似乎也有销售毒品的压力，曾经多次问他能否“带货”去中国。


近年，迫于国际舆论、制裁的巨大压力，朝鲜有计划地缩减了罂粟种植面积，但同时大力发展新型毒品的生产加工，令毒品生产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从2005～2007年间中朝边境缴获的不同类型毒品数量变化来看，海洛因从15.88千克下降到3.25千克，冰毒却从13.33千克一跃到59.87千克。


被“攻陷”的东北三省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东北成朝鲜毒品国际中转站。但是考虑到中朝关系，中国一直没有公开朝鲜毒品走私问题。


在吉林省的东部，延吉是一座荒凉的城市，距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边境河50英里。它跟中国的任何地方一样，到处都是斯大林式的建筑和瓦房，但再仔细一看，朝鲜语的标志牌、朝鲜咖啡店和遍布城市四周的朝鲜卡拉ok酒吧都显示了跨境的影响。这个地方成了难民、走私者、妓女、机会主义者和福音基督徒的家乡，成了迷失无救的人们的集市。


在过去的十年半里，冰毒在延吉和吉林省很多地区泛滥。大量证据表明，来自朝鲜的毒品，尤其是冰毒，在东三省泛滥成灾。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更是沦为重灾区。


新华社曾于2010年报道称，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已成为毒品主要走私通道、中转站、集散地和消费地”。


20年前，延吉只有44个登记的瘾君子。根据2010年布鲁金斯协会的一项报告，去年这个城市登记了将近2100个瘾君子，他们90%的人对冰毒或类似的合成毒品上瘾。当地的官员承认这很可能只是粗略计算的一小部分，实际数量也许会高出五六倍。“吉林省不仅是从朝鲜进入中国的毒品的最重要的转载点，而且它本身有着中国最大的一个甲基苯丙胺类兴奋剂市场。”


布鲁金斯报告中称，“很显然，来自朝鲜的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在近几年中已经成为了对中国的威胁。”


延边大学法学院教授崔俊勇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定大量延吉的非法毒品是来自朝鲜。去年一支边境巡逻队就高调逮捕了6名北韩毒贩子，其中有一名毒贩名叫“金大姐”，这可以算印证了他的观点。“虽然消息人士估计一克冰毒在北韩的成本大约是一公斤水稻价格的10倍，约15美元，但是它仍然比中国的便宜得多。”


一名朝鲜脱北者向媒体公开了一名疑为朝鲜边境警备队军人的男子接受采访透露中朝边境毒品交易内幕的视频。


他说：“一个小队的警备队有30名左右的军人，大概有5个人从事边境走私。军官们则是基本工作。”他随后从口袋中拿出冰毒说：“这是A级，1克130元，拿到中国可以卖150～180元左右。冰毒主要从咸兴、平城购入，只要有钱，多少都能买到。”


也许是因为中国政府和朝鲜是盟友，中国在指责朝鲜方面特别地小心，有报道委婉地称吉林省的毒品是来自“某毗邻国家”。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吉林省的禁毒单位的官员说：“我们不宣传毒品是来自朝鲜，因为这会触及中朝之间的良好关系。”




文章来源: 凤凰网 于 2012-06-06 01:46:06

少年毛澤東精神與六四動機的真相與欺騙－－也談香港紀念六四對香港的滔天罪惡所起到的掩飾作用（訂）

少年毛澤東精神與六四動機的真相與欺騙－－也談香港紀念六四對香港的滔天罪惡所起到的掩飾作用（訂）

六四的學生反什麼？最主要就是反官倒。反官倒反什麼，其實就是「反香港化」。正因為「香港化」趨勢的真正動力是出於繁衍了數千年的中華民族文化基因在發揮作用，所以反「香港化」在政治文化角度而言就是反「中國化」。反對經過毛澤東改造後從社會上普遍消滅了黃賭毒黑貪的「非中國化」社會重新回歸中國化。


六四學生精神就是少年毛澤東精神。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一個社會普遍病態的中國。「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是一種甚麼精神？這是一種反抗病態的精神，這是一種競爭精神：「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這就是奧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強！


毛澤東一生的最大努力就是都在「反中國」，他的一生最大成就也是「反中國」。在舉國學香港的時代，六四學生高擎的「反官倒」大纛實際上就是「反香港、反中國」。毛澤東死後十三年，他的精神繼承者六四學生們也終於在強暴鎮壓中死去。于是，這些中國人傳統精神中的異端與敗類的滅亡，宣告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由中華民族的敗類們所創造的異端時代的結束。中國人消滅了他們的眼中釘，終于合力開創了一個黃賭毒黑貪的偉大盛世！


在大躍進的饑荒時代、文革的殘酷鬥爭歲月中，深圳羅湖橋對岸一河之隔璀璨的香港萬家燈火是何等的吸引，確確實實的天堂的感召曾使千千萬萬的人民冒著生命危險日以繼夜地蜂湧而至。黑格爾稱中國為「災荒之國」。在這個災禍頻繁的國度，人們的集體潛意識中層層疊疊地積聚了對於災荒的數千年恐懼：「人吃人是要上書的」。


問題不在于大躍進中餓死了多少人，而在于對災慌的最深刻恐懼使得萬民都變得歇斯底里。這是文革後萬民學香港的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逆轉的底因。


雖然有所謂「人命關天」，但中國有那麼多的人口，就那三年的饑荒、那十年的武鬥，就能把十億人口的民族的很大部分都變成了沒有任何道德信念的流氓無產階級？那麼，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這個民族還有未來嗎？這個民族還是一個偉大優秀的民族嗎？毛澤東一生的最卓越之處，正在於他對於大災荒和大規模死亡的處變不惊，臨危不亂。他簡直就不是一個中國人！


後文革時代，國營企業被香港人百般恥笑嘲諷，在萬民學香港的歷史潮流中，計劃經濟被視作禍國殃民，而鼓吹國企股份制改革的厲以寧則被視為救世主。二三十年過去了，從計劃生育與厲以寧指引的天堂之路走來，中國又到達了甚麼地方呢？談錫永二三十年前曾經以王亭之的筆名在香港《明報》鼓吹「貪官比清官更有人性」的論調。如今，看看這個宣揚「三教皆有聖人出」的「國學大師」的政治主張為中國人民帶來了甚麼？他又是如何憑立德立功立言的偉業而主導「江河萬古流」呢？萬民學香港的潮流，本質上就是一場萬民競相搶劫、萬民競相圈地的唯物慾潮流，是一場萬民實現流氓無產階級國際化的史無前例的空前偉大的運動。


想與這個偉大的潮流對抗，六四的學生真是螳臂擋車啊！


要以「民主」來概括六四，正如以柴玲來代表天安門學生一樣，都是一種巨大的誤導與歪曲，操縱這種誤導與歪曲的幕後政治黑手，其實也正是六四的真正黑手。其實，六四的真正黑手是共濟會的某些高級人物。


要求好的制度與要求某一種制度形式是不能等同的，儘管這兩個要求很可能是一個「交集」。「反官倒」與「要求民主」也是如此。


以湯因比「挑戰與回應」的視角而言，好的制度就是能夠回應一個文明的內內外外的挑戰的制度，壞的制度就是不能夠好好回應內內外外的各種挑戰的制度。


從現實一點的視角而言，可以說，能夠使官民為自己的言行所引致的主要後果負上責任的制度，就是好的社會制度。例如，同樣是殖民主義的香港，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以前那一個不能使貪污警司為自己的言行所引致的後果負上責任的制度，就是一個壞的制度。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以後那一個能使貪污警司為自己的言行所引致的主要後果負上責任的制度，就是一個好的制度。「壞的制度」使葛柏以「好人」的面目獲得殖民地警察服務獎及英女皇警察服務勛章，好的制度卻使他變成了罪犯與囚徒。


六四之前，要防止慘劇的發生並非沒有可能，但據說黃毓民不讓人把防止的方法說出來。 六四期間，曾經宣傳過要求中共官員公佈財產的「陽光法案」建議，但據說，黃毓民也要阻撓。 黃毓民在香港從政講「主義」，但什麼是好的制度什麼是壞的制度他搞清楚了沒有？ 制度的好壞，絕對不在於形式。既然黃毓民是基督徒，倒可以借用《聖經》中的一句話來說明這個道理：「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


現在香港的制度，不能使黃毓民為他的言行所引致的主要後果負上責任，所以是一個壞的制度。正是這個壞的制度使黃毓民當選了立法會議員。


使人榮華富貴的制度，可能是一個壞制度；使人受到應有懲罰的制度，可能是一個好制度。後文革時代的中國人，就是因為拒絕了這個道理，才會喪盡了是非黑白觀念、喪盡了良知，才會有萬民學香港的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


六四學生反官倒、反香港、反中國，終於為偉大的少年毛澤東精神而殉道。如今，六四運動卻在被誤導、被歪曲以後，又被繼續騎劫了！香港昨晚，有了18萬人的燭光晚會。當然，他們只會講民主自由，卻絕不可能講反香港、反中國，因為他們的良知絕不可能面對「香港化」運動為中華民族帶來的萬劫不復的禍害，更加無法面對香港在這23年來所實際扮演的角色而落下的滔天罪惡！


處身於一個病態的社會，毛澤東一生都在反中國。他一生的最偉大的努力在於反抗中國， 他一生的最偉大的成就也在於反抗中國。終於，他締造了一個偉大的時代。當然，你有理由說這個偉大的時代不是屬於中國的，那好，至少這個偉大的時代是屬於他個人的。


毛澤東與王安石一樣，都有共同的反抗中國傾向。王安石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終於在反抗中國的人生道路上凶終隙末，「蒙天下之詬」。所以，晚年的毛澤東與王安石惺惺相惜，尤愛他的《桂枝香．金陵懷古》：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
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
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
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
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
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
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六四動機的真相與欺騙－－也談香港紀念六四對香港的滔天罪惡所起到的掩飾作用

六四動機的真相與欺騙－－也談香港紀念六四對香港的滔天罪惡所起到的掩飾作用

六四的學生反什麼？最主要就是反官倒。反官倒反什麼，其實就是“反香港化”。正因為“香港化”趨勢的真正動力是出於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化基因在發揮作用，所以反“香港化”在政治文化角度而言就是反“中國化”。反對經過毛澤東改造後的從社會上普遍消滅了黃賭毒黑貪的“非中國化”社會回歸中國化。

要以“民主”來概括六四，正如以柴玲來代表天安門學生一樣，都是一種巨大的誤導與歪曲，操縱這種誤導與歪曲的幕後政治黑手，其實也正是六四的真正黑手。其實，六四的真正黑手是共濟會的某些高級人物。

要求好的制度與要求某一種制度形式是不能等同的，儘管這兩個要求很可能是一個“交集”。“反官倒”與“要求民主”也是如此。

以湯因比“挑戰與回應”的視角而言，好的制度就是能夠回應一個文明的內內外外的挑戰的制度，壞的制度就是不能夠好好回應內內外外的各種挑戰的制度。

從現實一點的視角而言，可以說，能夠使官民為自己的言行所引致的主要後果負上責任的制度，就是好的社會制度。例如，同樣是殖民主義的香港，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以前那一個不能使貪污警司為自己的言行所引致的後果負上責任的制度，就是一個壞的制度。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以後那一個能使貪污警司為自己的言行所引致的主要後果負上責任的制度，就是一個好的制度。“壞的制度”使葛柏以“好人”的面目獲得殖民地警察服務獎及英女皇警察服務勛章，好的制度卻使他變成了罪犯與囚徒。

六四之前，要防止慘劇的發生並非沒有可能，但據說黃毓民不讓人把防止的方法說出來。 六四期間，曾經宣傳過要求中共官員公佈財產的“陽光法案”建議，但據說，黃毓民也要阻撓。 黃毓民在香港從政講“主義”，但什麼是好的制度什麼是壞的制度他搞清楚了沒有？ 制度的好壞，絕對不在於形式。既然黃毓民是基督徒，倒可以借用《聖經》中的一句話來說明：“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

現在的香港製度，不能使黃毓民為他的言行所引致的主要效果負上責任，所以是一個壞的制度。正是這個壞的制度使黃毓民當選了立法會議員。

使人榮華富貴的制度，可能是一個壞制度；使人受到應有懲罰的制度，可能是一個好制度。後文革時代的中國人，就是因為拒絕了這個道理，才會有萬民學香港的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

六四的學生反官倒、反香港、反中國，終於為偉大的少年毛澤東精神而殉道。如今，六四運動卻在被誤導、被歪曲以後，又被騎劫了！香港昨晚，有了18萬人的燭光晚會。當然，他們只會講民主自由，卻絕不可能講反香港、反中國，因為他們的良知絕不可能面對“香港化”運動為中華民族帶來的萬劫不復的禍害，更加無法面對香港在這23年來所扮演的角色而落下的滔天罪惡！

處身於一個病態的社會，毛澤東一生都在反中國。他一生的最偉大的努力在於反中國， 他一生的最偉大的成就也在於反中國。終於，他締造了一個偉大的時代。當然，你有理由說這個偉大的時代不是屬於中國的，那好，至少這個偉大的時代是屬於他個人的。

毛澤東與王安石一樣，都有共同的反中國傾向。王安石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終於在反中國的人生道路上凶終隙末，“蒙天下之詬”。所以，晚年的毛澤東與王安石惺惺相惜，尤愛他的《桂枝香．金陵懷古》：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

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

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

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

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

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

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