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共同的「三家分晉」事件

中共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共同的「三家分晉」事件

春秋與戰國時代的分界線，是在「三家分晉」。儘管分晉前後，周天子都是名譽上的天子。


霍英東、鍾士元、某些統戰對象，都不是善男信女。香港的回歸中國事件，正是中共的「三家分晉」事件。基本法就是「違憲」地分封韓、趙、魏事件。因為基本法正是為霍英東、鍾士元、統戰對象這三股勢力而設的「分封」事件。


結果是全中國都被捲進去了。二三十年來，「分封」事件也在大陸以不同的形式被無數次地複制著。李長春、賈慶林被江澤民塞進政治局常委會，是其中一例。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從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開始正式記事，因為這一年周天子分封晉國的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司馬光對周天子的此次封命錶現得痛心疾首，認為「先王之禮於斯儘矣」，因為「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也。」


在香港回歸中共體制問題上，既無力敉平「統戰對象」，也擺不平以霍英東為代表的「土共」勢力和以鍾士元為代表的殖民主義勢力。結果是表面上香港向中共回歸，實際上中共向香港回歸。


香港作為受西方照顧、以出口為主導的而經濟起飛的「亞洲四小龍」之一，本來就是冷戰時代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縱深防御」策略的產物。中共以基本法回收香港，本意乃是當權派想借香港的便利，將西方「縱深防御」策略的好處逐漸擴大到大陸，以便從中漁利。而西方勢力也想借香港以「和平演變」中共，並進一步以資本全面佔領中國市場。


但香港以基本法回歸之後，卻成了多方的鉅弊痼疾的淵藪。


對中共而言，禮崩樂壞的最後結果只能是等待呂不韋的最後一擊，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對西方而言，蘇聯解體得太過迅速，他們開放自己市場的「縱深防御」策略又逐漸有尾大不掉之勢，極度危害自身的經濟體系。


本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就不斷有自己的經濟危機，有時甚至要用戰爭來解決。但由於西方的資本主義體制本來是在反抗封建制度、反抗教會權威的無數紛爭中鬥爭出來的，又有新教的倫理精神與羅斯福之類的傑出政治家、熊彼德之類的傑出經濟學家為之作出嘔心嚦血的創造性貢獻，因此具有史無前例的頑強的生命力。他們總能夠解決自己經濟危機而絕不會導致自身體制的解體。蘇聯敵不過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的吸引力而迅速解體就是明證。


但香港以基本法回歸中共後，促使大陸逐步開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堅壁清野，卻使西方資本主義體制泥足深陷，「縱深防御」策略尾大不掉，以至於已經無人有能力真正解決其經濟危機。


香港以基本法回歸中共事件實是遺害深重、流毒無窮的一把雙刃劍，不但對中共而言，是「禮崩樂壞」的「三家分晉」事件；即使對西方資本主義體制而言，也是「禮崩樂壞」的「三家分晉」事件。香港回歸對西方的危害，絕不稍遜於對中共的危害。資本主義的「禮崩樂壞」的最後結果只能是等待呂不韋的最後一擊，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與周天子分封三晉不同的是，香港以基本法回歸中共，並不是「天子自壞之」，而是「萬民學香港」的結果。文革結束後，「萬民學香港」是歷史與人民的選擇，這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沒有人能夠阻擋。


文革中少數的當權得勢的流氓無產階級將無數的中國人也變成了流氓無產階級。「萬民學香港」正是文革後中國人民的一場浩大的流氓無產階級的大革命運動。


「迴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本來，文革後復出的鄧小平，以他所掌握的權勢，是有機會當救中共救西方的樞機人物的，只可惜他的年紀太大了，既沒有足夠的魄力也沒有足夠的遠見卓識與謀略去擔當此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