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抉擇：「捆綁制度」與「捆綁個人」

人類的抉擇：「捆綁制度」與「捆綁個人」

  在市場營銷學方面，有一種策略叫做「捆綁銷售」(Bundling Sale)，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品牌或公司在促銷過程中加以合作，從而擴大它們的影響力，進行跨行業、跨品牌的共生營銷。一個組織或者社會公權力要生存或發展，往往也需要「捆綁策略」，不是「捆綁制度」策略，就是「捆綁個人」策略。

  二戰以後的資社二大陣營的冷戰，就是「捆綁制度」策略的「次軍事」層面的政治大競賽，把全球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捲進了旋渦。

  湯因比以「挑戰與回應」模式來觀照世界歷史上各大文明的發展規律。實則從人文精神的層次看，挑戰有兩種：一種是競爭性挑戰，一種是毀滅性挑戰，西方主流社會無法區分這種性質截然不同的挑戰，也無法掌握其互相轉化的規律，因此也就無法作出合理有效的應戰，這使得當今歐美文明因創造力枯竭而日趨衰敗。當前歐美的經濟頽勢現象，只是西方文明整體衰敗現象的冰山一角而已。

  一方面，西方僅僅以「前冷戰」思維來看待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將迥異於西方的一切人文建制都視作戰爭的威脅。殊不知，只有在「前冷戰」時代，社資兩大陣營的相互制度挑戰，才是與戰爭挑戰非常接近的毀滅性挑戰。如今，在戰爭以外，迥異於西方的人文建制往往只是對歐美的競爭性挑戰。

  另一方面，西方無法深刻反思其自「前冷戰」時代延續下來的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縱深防禦」戰略的利弊。因此也就無法對這種由「縱深防禦」戰略的利弊所引發的對美歐自身的挑戰作出合理有效的應戰。「前冷戰時代」的資本主義陣營正是以「世界貿易組織」來實現其自身的整合，以「最惠國待遇」來實行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縱深防禦」的全球策略。

  以上這兩種策略都是「捆綁制度」的大戰略。

  自古以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有「捆綁制度」策略與「捆綁個人」策略之爭。在中國，從神話傳說時期的黃帝時代開始，就是「捆綁個人」策略決定一切。到了周代，周公與周禮都成了流芳千古的傳奇，「捆綁制度」策略亦步亦趨，逐漸與「捆綁個人」策略並駕齊驅。儒家的「內聖外王」之說，就是將「捆綁制度」策略與「捆綁個人」策略統一起來。《老子》的「小國寡民」思想，則是將「捆綁制度」策略與「捆綁個人」策略的矛盾衝突消解以後的原始的「社會存在」模式。

  春秋時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井田制瓦解，「捆綁制度」策略與「捆綁個人」策略的辯證統一被割裂，於是，天下擾攘，戎馬生郊，「春秋無義戰」。到了戰國時代，秦國從商鞅變法開始，以「捆綁制度」策略凌駕一切，也終於以「捆綁制度」策略摧毀了一切，摧毀了六國而統一天下，也摧毀了統一天下的秦朝。

  「捆綁制度」策略與「捆綁個人」策略是不可割裂的。「秦王死而地分」，極端地「捆綁制度」同時也就是極端地「捆綁個人」。西方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極端地「捆綁信仰」、「捆綁教會」，其結果就是權力都集中到教皇集團的手中，變成了極端地「捆綁個人」。

  中共以「新民主主義」也即「新三民主義」建國，在1956年完全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以前，實行的是「捆綁制度」策略與「捆綁個人」策略恰如其份的統一。在1956年實現極端地「捆綁制度」以後，其結果就是十年文革的極端地「捆綁個人」，也即極端的個人崇拜。

  廣義地「捆綁制度」策略可以包括「捆綁信仰」、「捆綁立場」、「捆綁路線」、「捆綁派系」（例如所謂「左派」、「右派」、「儒術」、「道家」等等）、「捆綁典籍」（例如《聖經》、《周易》、《老子》等）、「捆綁偶像」、「捆綁金錢」、「捆綁預言」等等策略。

  極端地「捆綁制度」與極端地「捆綁個人」，必然造成絕大多數人的個人品格與心術的「虛位化」，因為一般人的個人品格與心術一文不值，再無用處。其結果就是「三信危機」與全社會的道德淪亡。文革的泛政治化與西方歷史上的泛宗教化一樣，將個人品格與心術的摧毀達到史無前例的嚴重程度，其結果就是全社會的「流氓無產階級化」。後文革時代的「全民學香港」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九月屠殺」一樣，都是「全民流氓無產階級化」的產物。

  湯因比曾經以「愛斯基摩人」為例，說明過度的挑戰與過度的應戰必然導致文明的停滯不前。

  西方當前的創造力衰竭與文明的停滯的危機，正是由於極端地「捆綁制度」的結果。「反對制度，不反對個人」正是這種極端的「捆綁制度」策略的典型表述。

  蘇聯解體以後，極端的「捆綁制度」的戰略本來也應該隨之而調整，只可惜美歐西方世界看不到不管是戰爭還是迥異於西方的一切人文建制都已經逐漸轉化為競爭性挑戰，而一些原來出於「縱深防御」戰略和「收編蠻族」而深入到西方內部的因素卻已經有日漸轉化為對西方文明的「毀滅性挑戰」的趨勢。

  西方宣傳「民主、自由、人權」這一類極度「捆綁制度」的鬥爭策略，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以傾國之力而為之，本身就已經極大地耗損了自己的綜合國力。這就有如軍備競賽，蘇聯因為掏空了國力而終於解體。前車覆轍，西方不可不鑑呀！

  西方挽救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放棄極端的「捆綁制度」策略，而改為適當的「捆綁制度」策略與適當的「捆綁個人」策略相結合，以此來改變個人品格與心術「虛位化」所引致的道德淪亡與三信危機，以此來創造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的共同的生機。

  如何才是適當的「捆綁制度」策略與適當的「捆綁個人」策略的相結合呢？

  毛澤東1929年以「沒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的《興國縣土地法》取代了「沒收一切土地」的《井岡山土地法》，正是在「公有化」運動過程中以適當的「捆綁制度」策略取代極端的「捆綁制度」策略的「柺點」。而厲以寧的股份制改造理論的實踐，卻恰好是「私有化」運動過程中由極端的「捆綁制度」策略取代適當的「捆綁制度」策略的「柺點」。

  此外，毛澤東的「化整為零」的遊擊戰術，正是以適當的「捆綁個人」策略來取代完全的「捆綁制度」策略，從而以極低廉的「成本」取得相對而言極為巨大的「戰果」。此外，毛澤東在政治上的「樹典型」策略，也是適當的「捆綁個人」策略的出色運用。

  雖然美國華盛頓號航空母艦上掛著毛澤東的畫像，但美歐國家有沒有想過要以毛澤東的適當的「捆綁制度」與適當的「捆綁個人」相結合的明智策略來激發創造，以圖肇造西方文明的中興或新生呢？

  值得注意的是，「捆綁個人」策略的重要性必然是超越「捆綁制度」策略的，因為個人的品格與心術的重要性必然是超越制度的，也只有如此才能為大多數人的個人品格與心術建立「合法化」的社會地位，而這也是一個社會的公權力存在的基礎。

  簡言之，各種制度都有好人與壞人，這是「第一性」；各種制度有或優或劣的差異，這是「第二性」。由好人與壞人的典型，去切入制度優劣的論爭，這是最為「言近旨遠」、「低成本高效益高附加值」的思維方法、教育方法與宣傳方法。

  美歐國家如果堅持不放棄極端的「捆綁制度」策略，並無視其所造成的大眾的個人品格與心術的「虛位化」的效果，不但會因為「捆綁制度」策略的成本過大而造成國力損耗過甚，還會出現過度應戰的最深刻效應，即創造力的衰竭、自決能力的衰退，乃至於文明的衰敗與傾頹。

  與其不著邊際地去推行甚麼「普世價值」，不如切切實實地討論一下一些典型公眾人物的是非功過，例如大政治家江澤民、大維穩家周永康、大謀略家曾慶紅、宣傳大師李長春、經濟學大師厲以寧、國學大師談錫永、新聞學大師黃毓民等等，更加有益於世道人心，而且廣收事半功倍之效。再者，他們的存在不但是對東方文明的一種挑戰，而且同時也已是對西方文明的一種挑戰。至於是否競爭性挑戰、會不會轉化為對西方的毀滅性挑戰，則有賴於西方文明自己去分析、評估、應對了。

  美歐國家的極端「捆綁制度」策略所暴露的無疑是他們只看到「制度挑戰」卻看不到「個人挑戰」的弱點，這種「跛腳鴨」的策略思維，怎可能領導一個偉大文明的應戰與再造？

  更有甚者，忽略了大眾的個人品格與心術在社會公權力中的合理位置，而以傾國之力去推行極端的「捆綁制度」策略如「普世價值」，無異於以傾國之力去摧毀普世的個人品格與心術，這種負面效應所帶來的惡劣效果，才是人類文明真正的洪水猛獸。

  柏拉圖晚年的政治思想，以《理想國》與《法律篇》而達到頂峯，將人類的希望寄託在「哲學家王」與先進的法律制度之上，這正是以適當地「捆綁個人」策略與適當地「捆綁制度」策略相結合的治國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