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挑戰與回應”看“中美國”的文明創造力

【我的定義】：


定義一：Economy Globalization


Economy globalization not only means a lasting extending free market, a lasting extending field of profit prey, resource plunder and civilization ravage, but a global stage for performing creativity, an emerging arena of creating of contest rules of a new civilization upon commercial wars of consortia, survival struggles of classes, political wrestles of ideologies, and culture competitions of nations.


定義二：Public Power 
Public power not only means government power, what having influence on public affairs what means public power.


作為最大消費國的美國與作為最大儲蓄國的中國的經濟合作關係，被學者以“中美國”的新名詞作出概括。顯然，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建立在經濟合作關係之上的中美兩國關係的多層次、全方位的互動，其相互影響顯然決不僅僅侷限於經濟，也決不僅僅侷限於兩國政府。面對紛紜萬象的現象、千瘡百孔的現實，學者之所以只能提出什麼“中美國”、“人權、民主、自由”、“文化衝突”這類極度表象、極度顯淺的觀點，說明了西方主流社會的創造力的枯竭，這也就是湯因比所說的文明衰落的表現。


湯因比以“挑戰與回應”模式來觀照世界歷史上各大文明的發展規律。實則從人文精神的層次看，挑戰有兩種：一種是競爭性挑戰，一種是毀滅性挑戰，西方主流社會無法區分這種性質截然不同的挑戰，因此也就無法作出合理有效的應戰，這正是當今歐美文明日趨衰敗的底因。歐美當前的經濟頽勢現象，只是西方文明的整體衰敗現象的冰山一角而已。


一方面，西方僅僅以“前冷戰”思維來看待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將迥異於西方的一切人文建制都視作戰爭的威脅。殊不知，只有在“前冷戰”時代，社資兩大陣營的相互制度挑戰，才是與戰爭挑戰非常接近的毀滅性挑戰。如今，在戰爭以外，迥異於西方的人文建制往往只是對歐美的競爭性挑戰。


另一方面，西方無法深刻反思其自“前冷戰”時代延續下來的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縱深防禦”戰略的利弊。因此也就無法對這種由“縱深防禦”戰略的利弊所引發的對美歐自身的挑戰作出合理有效的應戰。


結束了羅馬帝國的第三世紀危機，建立了四帝共治制的戴裡克先，在軍事上改革了帝國原有的防禦體制，以“一支後備機動部隊用縱深防禦體系取代直線防禦體系”。“前冷戰時代”的資本主義陣營正是以“世界貿易組織”來實現其自身的整合，以“最惠國待遇”來實行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縱深防禦”的全球策略。


當前的中美貿易磨擦，正是這種市場經濟的“縱深防禦”策略尾大不掉所帶來的弊端，而這種後果在湯因比那裡卻似乎早有預見：“科學上無懈可擊的口號‘縱深防禦’不過是一個掩飾可悲現實的託詞：平民納稅人已經受到帝國稅收的壓榨，為帝國軍事建制的擴大而付出血汗錢，現在又面臨着蠻族入侵者再次壓榨的危險……”


與時同時，美歐國家還師承古羅馬帝國收編蠻族僱傭軍的策略以紓緩其內部的危機。他們以“自由世界”為號召，以“民主自由”為旗幟，在儘力吸納國家附庸以外，還以“普世價值”為名而吸納各類“異見人士”。儘管其吸納異見人士的策略有擴張情報網與儲備政治炸彈的雙重目的，但其所謂的“普世價值”與“光度佯謬”、“引力佯謬”的可笑程度不相伯仲。


他們所收編的最大“蠻族僱傭軍”就是中共的貪官污吏，尤其是還在中國呼風喚雨、當權得勢的貪官污吏。江澤民系統的貪官污吏是其表表者。但“這種政策適得其反地向蠻族僱傭軍展示了帝國的弱點。”對於這種策略，湯因比也早就充分地揭露了其弊端。


對江澤民的粉墨登場，美歐西方文明世界完全是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因為他們眼中純粹只有自身的經濟利益。他們相信，只有中共對美國的軍事挑戰，才是最值得重視的挑戰。在全方位、多層次互動的“中美國”的時代，作為世界唯一超強的美國，卻僅僅能以“消費”與“儲蓄”來看待中美關係。他們看到的世界究竟是現實還是幻象？錯誤地理解世界，看不到挑戰來自何方，又怎可能作出合理有效的應戰？ 


中美兩國應該主權獨立，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在此以外，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帶動了全球一體化，為未來的世界大一統開山劈石，在這個意義上來看，不是軍事、也不僅僅是經濟，“中美國”課題確確實實是對美國的巨大挑戰。但從貪污的全面化，到十幾年來的鎮壓某功，美歐西方文明世界除了對江澤民的來訪舉行了盛大的歡迎以外，對於“中美國”的首要問題“江澤民問題”的挑戰，西方作出過什麼應戰嗎？世人所能看到的，就是華萊士對江澤民的訪問，被視作江澤民的成功的宣傳，以及庫恩的《江澤民傳》。這就是整個西方主流文化面對江澤民的挑戰所作出的回應。西方世界至今看不到，中國對美國勢力的軍事挑戰，即使真的存在，也只是競爭性挑戰，因為中國軍隊絶不可能攻擊美國本土；而江澤民系統的權勢貪官的作為，對美國才是毀滅性的挑戰。美國如今只有依靠與由貪官污吏當家作主的貿易夥伴的合作才可能生存下去。


反觀某功，一本《江澤民其人》，就將尸位素餐的整個西方主流文化比了下去了。西方文明世界那麼懂得人道關懷，他們對於江澤民系統的貪官污吏對全中國人民的窮凶極惡的層層盤剝為何就視而不見呢？


當前中國的群體事件層出不窮，維穩經費已經超過軍費。因為中國已經是坐在火山口上了，在美歐眼中，卻是樂觀其成的。因為中共自顧不暇，無力進行軍事擴張，美國就減少了軍事威脅。這樣的夢囈，真是令人嘆息。


世界上有那麼多的“人權組織”，但偏偏就沒有一個“江澤民罪行及江系貪污現象關注組織”？請問受盡欺凌逼害的中國人怎能把你們的偽善說教當回事？一方面是高喊“民主、自由、人權”，另一方面是狼狽為奸、同流合污，美歐世界對江澤民的盛大歡迎與對江澤民及江澤民系統的權勢貪官的姑息包容，將西方主流文化的衰敗墮落，完全暴露無遺。如此一來，中國即使真的按照“普世價值”來進行政改，又能如何呢？“只恐異時開霽後，玉輪依舊養蟾蜍。”


美國故意縱容包庇中共的貪官污吏為非作歹，自以為得計，但在這個全球一體化的時代，他們對江澤民系貪官污吏的罪性創造力的推波助瀾，最終只能為世人的善性創造力的發展製造無數障礙。他們難道天真到以為一旦中共實行美國民主，江澤民系貪官污吏的一切惡行就可一筆勾銷或者至少與美國無關？除非美國人決意從此與善性創造力絶緣，否則，從善性創造力的角度看，對美國的禍害也就是對中國的禍害。美國收編了黃毓民、黎智英這類重要人物，請美國政府將他們的真實經歷與真實思想原原本本地向美國人說清楚，讓美國公眾去判斷：他們對美國而言，究竟是禆益還是禍害？


不是政治改革跟不上經濟改革，而是美國收編中共的貪官污吏，才是中國普遍道德淪亡的主因。湯因比早就看透了：“一旦蠻族拋棄了身後的空曠原野，踏入被他們當作人間樂園的那個滿目瘡痍的世界，他們的不適心理就演變成道德敗壞。”


為什麼江澤民老去後突然會有“兩個終身後悔”？湯因比也早就看透了：“蠻族的行為準則的要害在於，它是個人準則，而不是社會準則或制度準則。效忠領袖，儘管也許是基於一系列的個人道德義務，但它不能長期適用於一個文明的社會體系。它表明蠻族只能破壞而完全無力創建穩定而持久的政治制度，而且由此也能夠解釋為什麼極其兇殘的殺戮表演會成為英雄時代的特徵。顯赫一時的為所欲為在轉瞬之間就變成了確確實實的虛弱無能，這種觸目驚心的跌落是蠻族國家的常見命運。”


湯因比將文明的發展規律的決定因素歸結到創造能力，其實，可以進一步以四類人物的關係來觀照一個文明的創造力的興衰：創式者(the Creators)，守式者(the Successors)，耗式者(the Consumers)，偽式者(the Betrayers)。


湯因比只是言及文明創造力的興衰，其實文明創造力也有善性創造力與罪性創造力之分。韋伯所言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係，講的正是善性創造力的問題。而對於罪性創造力的問題，及其與善性創造力的關係的認識，西方的意識形態明顯表現得非常無知。


善性創造力與罪性創造力是一種對耗的關係。


經濟學家講“交易費用”，那麼，文化交流有沒有“交易費用”呢？有的， 兩戰時期，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歧視，最終以戰爭來解決。戰爭就是文化交流的最大“交易費用”。在什麼情況之下才會使文化交流付出最大的“交易費用”呢？善性創造力與罪性創造力的對耗。納粹德國沒有創造力嗎？不是的。是因為他們的基石信唸錯了，所以其創造力只能成為罪性創造力。




如何才能防範罪性創造力的禍害？就是要能防範話語騙子。希特拉在本質上就是一個話語騙子。美國以“普世價值”為名到處收編“蠻族僱傭軍”，卻萬萬沒有想到，他們所收編的，已經不是羅馬時代的“蠻族”，而往往是擁有巨大罪性創造力的話語騙子。


湯因比的所謂“蠻族”，與上文中的“話語騙子”，都是應歸納到“偽式者(the Betrayers)”這類人。湯因比讚譽文明的創造者無疑正確，但他忽視了“守式者(the Successors)”的重要性，一概貶之為“模仿者”。其實，模仿也是一種創造，只是重要性比不上基石信念的創造者而已。例如，在基督宗教中，耶穌是“創式者(the Creator)”，而保羅、奧古斯丁、馬丁路德等都是“守式者(the Successors)”，他們的重要性豈能忽視。


一般的宗教信徒當然是“耗式者(the Consumers)”，假借“耶穌基督”之名招搖撞騙、以至假借“民主、自由、人權”、“毛澤東思想”、“民族主義”、“替天行道”等等之名招搖撞騙的，當然都是“偽式者(the Betrayers)”。一個社會的善性基石信念的“偽式者(a Betrayer)”，同時也就是一個文明的罪性創造力的“創式者(a Creator)”。


為什麼要防範“蠻族”、話語騙子這類“偽式者(the Betrayers)”？


湯因比將“蠻族”普世肆虐的時代稱為“英雄”時代，晚唐羅隱也曾有一篇《英雄之言》，專門揭批最高級的強盜：“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屨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遜之心、正廉之節，不常其性耳。視玉帛而取之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之者，則曰救彼塗炭。”當然，這些“英雄”們有時還會“大公無私”、“濟弱扶傾”、“真心為人民”，但羅隱也早就看透了這類“鷺鷥”：“不要向人誇素白，也知常有羡魚心。”


如上所述，善性創造力與罪性創造力是一種對耗的關係。在一個偽式者當權得勢的時代，必然也是一個文明的善性創造力難產的時代。對於一個文明而言，最有利於刺激創造力的社會結構相信應該是“創式者”、“守式者”與“耗式者”的比例合乎“黃金分割率”，當然能不能給予他們相應的社會地位，這是一個文明的“公權力”問題了。


在一個多元社會，貧富階層的比例，相信也是只有符合“黃金分割率”，社會才能達到最大程度的和諧。資本主義的滔滔洪流，淹沒了一切善性的價值，也淹沒了孕育文明創造力的幾乎一切土地。資本主義何時衰亡？這就要看“擊鼓傳花”的資本主義罪惡傳銷網絡能夠延續到何時？湯因比認為，大一統國家的最大遺產往往是一個大一統教會。資本主義促成了全球經濟一體化，將來資本主義衰亡以後，會不會也有一個類似大一統教會的公權力組織出現？在當今世界各大國中，俄羅斯是最少“偽式者”的國家。人類的希望是在俄羅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