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23年祭——中國新時代奴隸制初步成形的23年

六四事件23年祭——中國新時代奴隸制初步成形的23年

1989年，文革結束後的第13年，也是四五天安門事件後的第13年。此前13年的四五運動，是否定文革極左路線的全國性的群眾抗議運動。13年後的天安門廣場人群，同樣是全國性的運動，但抗議的卻已經是走資竊國的官倒腐敗了。「反官倒反腐敗」其實也就是反香港。可見在這13年中，萬民學香港運動的邪惡本質，已經開始觸動了國人的覺醒。


四五運動被鎮壓，2年後就被平反了，八九學潮被鎮壓，23年後還在訴求平反。歷史是在不斷進步呢，還是在不斷退步？


歷史真的說不上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倒是毛澤東說過的一句名言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人民選擇了進步，歷史就進步，人民選擇了退步，歷史就退步。四五後的路向與八九後的路向，實則都是人民的選擇。而馬列主義的唯物哲學，則是此間樞紐。


在馬列主義的唯物哲學統治中國的時代，出於理解的偏差，不是將唯物主義導向毀滅一切舊文化的教條主義極端，就是回歸實用享樂主義的「唯物慾主義」極端。


實則，馬克思的「無神論」，主要是反對基督宗教的唯獨信仰，否定基督神的存在而已。正如基督宗教剛剛興起的時候，也曾被視作「無神論」宗教，因為他們只尊奉一個神，卻否定了希臘羅馬的諸神。


否定宗教，並非馬克思「無神論」哲學的重心；擺脫基督宗教的哲學的覊絆，才是馬克思無神論唯物主義哲學的重心。對唯物論的誤解，不能歸罪於唯物論，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無論是四五前文革極左瘋狂還是八九後全民的道德淪亡，都只能從中國人自己身上去找原因。


其實古人早就點破了：「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所說「亂臣賊子」實則就是馬克思所最厭惡的「流氓無產階級」。作為所有階級的敗類，「流氓無產階級」主要指涉其共通的之所以為敗類的心理特徵，是從其行為而觀測其心理結構的特徵，然後所作的分析論斷。「流氓無產階級」可以不必指涉其現有的地位、身家、文憑、財產而言。作為人類的渣滓，流氓無產階級的心理特徵可能出現在任何一個階級。談論流氓無產階級現象，也不必針對個別人的過去或出身而論，而是從其行為、從其代表的社會勢力，綜合其出身經歷與社會網路，來論定他是否某種流氓無產階級的典型。


據說，纳粹黨起家主要依靠三大法寶，即：宣傳、群眾運動和製造恐怖，而其中宣傳这个法寶起了最關键的作用。希特勒非常重視政治宣傳工作。以下這些希特勒語錄，充分地暴露了其流氓無產階級的心理特質：


    只有那些瘋狂的大眾才是馴服的。 


    民眾是盲目和愚蠢的。 


    我通過循循善誘得到了一切。 


    大眾就像是個任我為所欲為的女人。 


    信仰比知識更難動搖；熱愛比尊重更難變易；仇恨比厭惡更加持久。 


    世界上變革的最強推動力不是統治群眾的科學認識，而是賦予群眾以力量的狂熱，有時甚至是驅趕民眾向前的歇斯底里。 


    偉大的說謊者同時也是偉大的魔術師。 


    民眾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氣。 


    群眾就像女人……寧願屈從堅強的男人，而不願統治懦弱的男人；群眾愛戴的是統治者，而不是懇求者，他們更容易被一個不寬容對手的學說折服，而不大容易滿足於慷慨大方的高貴自由，他們對用這種高貴自由能做些什麼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遺棄了。他們既不會意識到對他們施以精神恐嚇的冒失無禮，也不會意識到他們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剝奪，因為他們決不會弄清這種學說的真實意義。 


    不要讓青少年有判斷力。只要給他們汽車摩托車明星、刺激的音樂、流行的服飾、以及競爭意識就行了。剝奪青少年的思考力，根植他們服從指導者命令的服從心。讓他們對批判國家、社會和領袖抱著一種憎惡。讓他們深信那是少數派和異端者的罪惡。讓他們認為想法和大家不同的就是公敵。


    而其宣傳部長戈培爾則說：「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为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


    希特勒通過誤導宣傳而將民眾變為流氓無產階級，後文革時代的中國則由誤解「唯物」為「唯物慾」而萬民流氓無產階級化。希特勒引導民眾，是想將德國變為世界上的唯一超強；而中國萬民學香港，卻是想當中國人中的唯一超強。所以，希特勒將納粹德國導向富強的軍國主義，而「香港」卻將中國導向新時代的奴隸制。


    八九學潮中，「反官倒」的口號最後被要求「民主」的反專制思維歪曲了、取代了。


   「反官倒反腐敗」者要保護的是甚麼呢？其實就是一個法理上人人平等、並且已經完全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憲制憲政。這個憲制憲政中當然也有民主，儘管不同於西方式的普選民主。西方依靠選票來維護民眾的權利，八九學運則要通過「反官倒反腐敗」來維護民眾的權利，手段不同而目標並無不同。「反官倒反腐敗」要維護的是一個國家憲制憲政的大集合，「民主」只是這個大集合中的一個元素。而天安門上的「反官倒反腐敗」口號一旦被「民主」口號壓倒，即已表示他們已經放棄了原來維護國家憲制憲政的訴求，而反過來以「民主」的口號進行顛覆現行國家憲制憲政的訴求了。真是「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以「反官倒反腐敗」來維護社會主義公權力的憲制憲政，其政治效果與古代以「尊王攘夷」來維護周朝禮制並無二致，這不但是必須的，而且是唯一的正確選擇。因為這個憲制憲政是社會主義文明、價值與秩序的來源與主體，有社會主義理論作為「信念創主」，有四項基本原則作為「信念機制」，有生產資料公有制作為「信念秩序」，從而在在公權力信念與生存群體制的統一的這個基礎上落實社會的和平與發展。這三個社會主義信念元素是公權力的「因、緣、業」的三位一體，是不可割裂的，否則，社會主義公權力就會分崩離析。


   以「民主」的口號來取代「反官倒反腐敗」，就必然要瓦解社會主義公權力，使整個社會回復到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雖然這並不是理想主義的學生們的意願，但卻是現實主義的萬民的意願。香港的「馬照跑，舞照跳」，這是符合大陸的萬民的意願的。這就是為甚麼四五運動2年後就平反，而八九學潮23年後還在訴求平反的底因。


   八九學生「反官倒反腐敗」維護憲制憲政，與孔子「作春秋」的用意並無二致。而以「民主」壓倒「反官倒反腐敗」以後，就變成「亂臣賊子喜」了，因為公權力解體以後，當家作主的肯定就是流氓無產階級。「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正是這種形勢的應景之作。


   八九後萬民學香港的潮流，還有一個最深層次的底因是弱勢文明對強勢文明的應戰。缺乏文明的創造力是前四五與後八九的集體瘋狂的底因，民眾只能通過借鑑香港的資本主義以便取代復古主義與未來主義，而作為文明創造的替代品。「沒有香港，最起碼我們的消息就不靈通」，正是這種心態的真切表述。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文明創造力的衰竭與流氓無產階級的當家作主是互為表裡的。沒有亂臣賊子與正人君子的區界，只有「搵老襯」與「抓老鼠」的競賽，在這個「能力的世界」，只有為非作歹與巧取豪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沒有最邪惡的，只有更邪惡的。不論前文革還是後文革都是如此。

    如今，改革開放三十年，奴隸資本主義的原始社會已經通過「香港化」運動而在中國初步成形，而帶有公平公義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共產政權則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文明創造力依然匱乏，我們所能看到的又是甚麼趨勢呢？這不但是復古主義與未來主義重新興起，而且是以蠻族肆虐的形式重新興起。


    湯因比對於蠻族，曾經有過兩個論斷：一是厚顏無恥的冒險家，二是蠻族神話普遍有一個英雄與怪物爭奪無價之寶的主題。


    現在的復古主義者與未來主義者不但往往都有冒險家的風範，而且往往都能拿出一個「無價之寶」。這個「無價之寶」可以是某經、某家、某人，等等。一個流氓無產階級當家作主的新時代又已經到來了！


   今年的香港六四晚會，有18萬人，號稱23年來最多。在這個中國新時代奴隸制初步成形的時刻，該當是喜是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