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限與局限——「香港精神」的顛的善倒惡果報與改革開放的成敗

極限與局限——「香港精神」的顛倒的善惡果報與改革開放的成敗

傳媒喜歡講香港的「核心價值」，實則這類表層的東西，往往是信則有，不信則無。真正的「香港精神」不是這些。所謂「逆取順守」、「發財立品」這種香港式的森林法則的原理，才是真正的香港精神。

有句俗語叫做「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鋪路無屍骸」。香港人當然不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他們的真正信仰是「善有惡報、惡有善報」。他們真正引以為榮的，不是他們的榮華富貴來自「善」，而是來自「惡」。榮華富貴來自「善」當然值得光榮，榮華富貴來自「惡」才是榮上加榮，才是他們比其他任何人更加值得自豪的理由。

文革後「萬民學香港」的潮流浩浩盪盪，因為他們認為，香港式的顛倒的善惡果報的信仰，才是人類社會的真相。

從某一個角度而言，的確是這樣。甚麼是「善」？甚麼是「惡」？作為一種「理念(ιδέα)」，「善」與「惡」都是一種「極限」，也即數學上所謂的「無限的集合」，是一個無窮的觀念。

「善」與「惡」的觀念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而是一個人的良知對他自己的經驗進行評價的結果。這種評價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創造，從歷時性的角度而言則是沒有止境的心智的辯證統一的運動。每個人心目中的所謂「真理」，也是這種性質的一種「理念(ιδέα)」，也是一種「極限」，一個「無限的集合」，一個無窮的觀念。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符合人性的理想，但「善有惡報，惡有善報」卻往往是社會上的普遍現象。要在現實社會中落實符合人性的理念，就必須有公權力。這就是公權力的根本任務。一個人也好，一個社會也好，落實善惡果報的立足點往往不是觀念的「極限」，而是現實的「局限」；或者也可以說，一個社會的公權力建制，往往是其時代精神的「極限」與社會關係的「局限」辯證統一運動的結果。

中共建政初期的「新民主主義」及其後的「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公權力建制」，是建立在兼顧全民、體現主權的「國民經濟」的基礎上。而資本主義的「公權力建制」，則是所謂的普選民主加市場經濟。他們的所謂「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維護少數導向的自由市場的基礎上，以經濟增長緩和社會衝突，一旦經濟蕭條，社會就會趨於混亂、解體。他們的政府，是為經濟增長服務的，是為自由市場服務的，所以主要是為極少數富人服務的。本質上而言，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官員只是資本家的「買辦」，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是與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相對立的自由市場、政府買辦的「買辦經濟」。這是從資本主義的本質結構而言來論定其「買辦經濟」。

「買辦經濟」講究「藏富於民」，也即以先富帶後富的線性運動，缺點有二：一是周期性經濟危機，二是必然催生泡沫經濟；逃得過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威脅，卻逃不過泡沫經濟的最後爆破與終結。「國民經濟」講究的則「富國」與「強兵」的辯證運動，正如蔣介石所言，中國經濟學不將「資金」列為生產要素，因此，這種體制的最大好處是必定可以避免泡沫經濟的最後爆破與終結。

在改開初期，要向資本主義補課也無不可，但第一，對於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優越性必須有充分的認識，才能持盈保泰；第二，對於資本主義的「買辦經濟」的缺陷必然有清醒的認知，才能避免買櫝還珠。那麼，當時的中國有沒有這樣的條件呢？答案是：有！誰有這樣經天緯地的才能呢？說來慚愧，不是別人，而正是敗退台灣後已經去世的蔣介石！這個道理在蔣介石生前的《中國經濟學》裡面已作了系統清晰的論述。左派很反對蔣介石，對說蔣介石的好話往往一句也聽不進去。殊不知蔣介石是很反對資本主義的，當我們改革開放向資本主義補課的時候，蔣介石早就已經對資本主義作了很有系統的批判。這裡談蔣介石，只是出於實事求是的態度，對事不對人，如有謬誤之處，歡迎網友理性的批評指教。

習慣將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作對比，這是巨大的誤導。社會主義當然也可以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當然也可以有「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區別是：社會主義經濟是以維護全民利益和體現經濟主權為導向的，而資本主義經濟則是以維護少數官商利益為導向的。

正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只維護少數官商利益，所以，要維持社會的和諧就只能靠高速增長。雖然分餅的比例大小懸殊，但只要將餅做大，社會就能維持適度和諧。但無止境地追求增長，其副作用就是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無止境的破壞。

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先富帶後富而走向「發財立品」，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歸根究底，這畢竟是一種進步；但由社會主義而走單維的「先富帶後富」，卻是萬萬不可，因為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落實符合人性的觀念、體現時代精神的公權力建制，實有遠遠超出資本主義如香港者的優越性。

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向資本主義補課」始，最後卻是走向原始資本主義的最惡劣模式「買辦經濟」。為甚麼呢？就是因為有一個香港。

香港在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依賴於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這是冷戰的產物。歐美向香港開放市場，作為資本主義的「樣板」來反襯一河之隔的大陸的文革的「殘酷」。也就是說，香港的經濟繁榮現象實是由其「地緣政治」的戰略地位而衍生的附加值的表徵。

香港沒有重工業、大工業，其經濟說到底也就是買辦經濟而已。改開初期，要「造一百個香港」，結果，中國的經濟從以維護全民利益、體現經濟主權的「國民經濟」轉變為只維護少數官利益，而放棄全民利益和經濟主權的顧慮的「買辦經濟」。而「買辦經濟」的最佳沃土就是「原始資本主義」。這是從存在發展模式而言來論定其「買辦經濟」。

無論是從本質結構性而言，還是從存在發展模式而言，都是向「買辦經濟」逼近。這種雙性的買辦經濟，正是改開二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的最根本症結之所在。

中國大陸人文環境的破壞，也源自香港。文革後中共無力敉平香港黑幫，改為招撫，以致有的貪官與之同流合污，這是當代中國人噩夢的開端。以香港為核心的各階層的流氓無產階級的大聯盟因而在歷史舞台上粉墨登場，遂即成為罪魁禍首。這事件的歷史性意義絕不稍遜于周天子分封魏、趙、韓！

香港自改開以來，就是中國大陸一切罪惡的風源。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幌子下，貪官污吏可以利用香港做跳板，將搜括來的民脂民膏在香港、澳門洗黑錢，甚至將黑錢轉移到西方國家。而西方的情報部門利用香港搜集中國大陸的情報，西方的間諜利用香港作為滲透大陸、在大陸發展組織的基地更加是方便無比。最大的好處則是方便大陸的幹部利用香港叛逃外國。

大陸那些「化公為私」的高明手段，都有香港淵源。這是「萬民學香港」的必然後遺症。改開初期，許許多多的人民都被港澳的榮華富貴吸引了，雖然明知「黃賭毒黑貪」是香港特色，卻依然信奉「逆取順守」、「發財立品」，形成「萬民學香港」的「歷史潮流」，當權者也只有在「沒有最腐敗，只有更腐敗」的遊戲規則中各顯神通了。貪官惡霸，自認只是在「萬民學香港」的潮流中劣汰優勝的進化者而已。香港式的森林法則，全民競賽，走到盡頭就必然是經濟的崩潰。

由「國民經濟」走向雙性的「買辦經濟」的改革開放，若不懸崖勒馬，及時對「改革開放」進行開放性的改革，最後的結果只能是伴隨著「原始資本主義」的崩潰而崩潰。香港因為是歐美國家掠奪中國資源的重要基地和大陸貪官污吏逃往歐美的中轉站，因此有其特定的「保護色」，但其經濟終究是依靠大陸。現在的香港依靠大陸貪官污吏的黑錢和民眾的香港遊來支撐經濟。大陸的經濟如果崩潰，香港的經濟如何能不崩潰。

中國的改革開放，由於是「萬民學香港」的浩盪潮流，若果在為非作歹、巧取豪奪的「逆取順守」的作惡競賽中輸了，將來就連「發財立品」做好人、當老實人的機會都沒了！這是何等荒謬而又自相矛盾的邏輯，卻又是實實在在的社會現實。
 
只為看到香港式的森林法則能為極少數人永保榮華富貴，而相信自己也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個極少數人，所以就競相摧毀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以及其上的公權力建制，向著資本主義的原始森林瘋狂奔逐，真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