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官胜皇帝的偉大時代的偉大基礎
二三十年前,談錫永曾經以王亭之的筆名在《明報》鼓吹「貪官比清官更有人性」的論調。二三十年過去了,看看這個宣揚「三教皆有聖人出」的「國學大師」的政治主張為中國人民帶來了甚麼?他又是如何憑立德立功立言的偉業而主導「江河萬古流」呢?
後文革時代,國營企業被香港人百般恥笑嘲諷,在萬民學香港的歷史潮流中,計劃經濟被視作禍國殃民,而鼓吹國企股份制改革的厲以寧則被視為救世主。二三十年過去了,又如何呢?
萬民學香港的潮流,本質上就是一場萬民競相搶劫、萬民競相圈地的潮流,是一場萬民的流氓無產階級國際化的史無前例的空前偉大的運動。
想與這個偉大的潮流對抗,六四的學生真是螳臂擋車啊!
在大躍進的饑荒時代、文革的殘酷鬥爭歲月中,深圳羅湖橋對岸一河之隔璀璨的香港萬家燈火,是何等的吸引啊!
黑格爾稱中國為「災荒之國」。在這個災禍頻繁的國度,人們的集體潛意識中積聚了對於災荒的數千年恐懼:「人吃人是要上書的」。問題不在于大躍進中餓死了多少人,而在于對災慌的最深刻恐懼使得萬民都變得歇斯底里。
這是文革後萬民學香港的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逆轉的底因。
雖然有所謂「人命關天」,但中國有哪么多的人口,就三年的饑荒、十年的武鬥,就能把十億人口的民族的很大部分都變成了沒有道德信念的流氓無產階級,那麼,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這個民族還有未來嗎?這個民族還是一個偉大優秀的民族嗎?
二三十年過去了,從計劃生育與厲以寧指引的天堂之路走來,中國又到達了甚麼地方呢?
毛澤東一生的最卓越之處,正在於他對於大災荒和大規模死亡的處變不惊,臨危不亂。他簡直不是一個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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